中国古代的防疫与疫苗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法于“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蟠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狗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病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为了应对肆虐的天花，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用类似注射疫苗的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体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认为：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在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也记载了“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数之”这样的治疗方法。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防疫与疫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