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的童年记忆
今年二月初，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矮脚虎”方快相遇。他满头白发，脸膛通红，说起话来有嗡嗡的回音。他叫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就忘了老同学。我说：“矮脚虎啊，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
方快当时是十分调皮捣蛋的学生，但他家是我们村里最穷的贫农，他父亲是贫农主任。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学生，老师是不能管也不敢管的。
我们那时上语文新课，总是先由老师朗读一遍课文。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我们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在当时的小学老师里算是高学历，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我们那地方的人对说普通话的人有两种态度：如果你是外乡人，或是县里的干部，你讲普通话，大家都很钦佩；如果你是本地人，出去上了几天学或当了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那就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们对用普通话讲课的语文老师也是从心里鄙视的。只要他一用普通话朗读课文，读到那些与我们家乡话发音明显不同的字眼时，我便感到脊梁沟里阵阵冒凉气，身上的汗毛根根竖起来。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我们的老师还能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老师用普通话朗读一遍之后，便让我们跟着他读﹣﹣我们当然不用普通话﹣﹣先是一句一句地读，然后是一段一段地读，最后是通篇朗读。我们通篇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着我们发出的声音里，是否有对课文的故意歪曲，如有，他就会用教鞭抽打﹣﹣其实也不是真打，只打到略有痛感而已。方快是挨教鞭抽打最多的。但最后一次，方快夺过教鞭，把它在膝盖上折成两截，扔在老师面前。我至今犹能记起老师的尴尬表情。老师出身不太好，对方快这样的赤贫子弟心怀忌惮。尽管他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挑战，他只是蜡黄着脸说：“好！方快，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第二天到了，老师似乎忘了这件事。他给我们上了新课，领读之后，他就让我们齐声诵读，但是他不再提着教鞭巡视了。他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埋头看一本厚厚的书，那根用胶布缠起来的教鞭静静地躺在讲台上。方快虽然不是班干部，但因为他力气大，跑得快，敢跟老师作对，所以在同学中很有威望。他折断了老师的教鞭，我们把他当英雄崇拜着，但他好像很不高兴似的，谁提这事就跟谁急。
有一天中午，他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下午要上新课﹣﹣《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课文：“每到黄昏，池塘边上会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然后用颤音发出一声短鸣，接着满塘的蛙便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像这次朗读这样兴致勃勃，这样卖力，这样愉快，这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着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踢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那些青蛙在教室里蹦跳着。我们看到老师变了色的脸，我们听到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但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变得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窝的男人，他的脸上一出现酒窝，我们便知道他笑了。
方快停止了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着。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他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他参加全县小学生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一时声名赫赫。在他面前，似乎铺开了一条撒满花瓣的道路。如果不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查出有“历史问题”，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做得很好，供不应求。
我应该是方快引发的朗读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又一个典型。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们班的同学一大半达到了这水平。与此同时，朗读也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在朗读中获得了语感。
小学五年级，我与方快都辍了学。方快力气大，加入成年人的行列去干活，挣整劳力工分；我无奈，只好去放牛，挣半劳力的工分。放牛确实不要耗费太多体力，但寂寞难熬。当牛在草地上吃草时，我便大声地背诵学过的课文，包括那篇《青蛙》。
（作者：莫言。文章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