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