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学”自唐代成为显学后，经过千余年的发展，面临着研究方法与角度的现代转型。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新选学”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照此标准，骆鸿凯的《文选学》被认为是“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但亦有学者认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是黄季刚先生，而非骆鸿凯”。黄侃（字季刚）的《文选平点》颇见卓识，被誉为20世纪文选学的“一个高峰”，但由于其形式为评点，内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学者视为传统“选学”的代表。那么，黄侃到底是传统“选学”的殿军还是现代“新选学”的先驱呢？
黄侃在《文选平点叙》中批评一些清代选学家的注释“其摭拾琐屑，支蔓牵缀之辞，以于文之工拙无与，只可谓之《选》注，不可谓之《选》学”。黄侃明确提出了《选》注和《选》学的区分，所谓《选》注，正是指传统“选学”以校勘注释为主的文献研究，而《选》学则是指与“文之工拙”有关的文学研究。他显然是不满于一些清代《选》注的琐屑支蔓，而欲转向更高层次的《选》学。综观《文选平点》全书，黄侃的评点既有文字校勘、章句训诂、文史考证等文献研究，又有义理解析、文学批评等文学研究，实虚结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的整体性研究模式，开启了从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的转变。
骆鸿凯《文选学》被认为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其师黄侃的影响。据王立群研究，骆氏对现代“新选学”的开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但其中“对《文选序》的研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等三项都有明确承袭黄侃之处。如骆鸿凯对《文选序》体现出的选文范围和标准等进行了研究，他征引黄侃所言，并提出了相同的意见。骆鸿凯还在书中搜集并评介了各代《选》学著作，网罗宏富，褒贬精当，体现了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而对学术史的重视，正是黄侃治学的一大特色。在《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上，骆鸿凯坚持了黄侃对二书关系的认定及具体的对比方法，并推而广之。黄侃在《文选平点叙》中开宗明义首言：“《文心》与《文选》‘笙磬同音’。”骆鸿凯也认为：“《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
骆氏在书中揭示二书在文体分类上的一致性，黄侃则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体分类对《文选》的影响。又如，骆氏将《文心》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选》文相互印证，而黄侃在解评《文选》的影响。又如，骆氏将《文心》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选》文相互印证，而黄侃在解评《文选》时就格外注意参借刘勰的相关评论。
毋庸讳言，黄侃《文选平点》形式上是随文评点而非专题论着，内容上仍以传统的文献研究为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称黄侃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未免过誉。但综上所述，黄著更早地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直接影响了骆鸿凯《文选学》的产生，从这个角度讲，黄侃在20世纪《选》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堪称现代“新选学”的引路人。
（摘编自李婧《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选学”——从黄侃的研究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