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男女有别 ”这章中，引用了“阿波罗式 ”和“浮士德式 ”两种文化模式来帮助读者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

“ 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 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再创在 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 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 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恋爱的持续依 赖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

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浮士德式）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 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阿波罗式的。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 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 男女有别 ”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 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