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

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在此等观念与意识之下，我认为中国文化尽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使中国文化更充实更光辉。并不如一般人想法，保守了中国固有之旧，即不能吸收西方现代之新。似乎大家总爱把一切事物作相反对立看，不肯把此等相反对立来作互通合一看。所以我们中国所讲“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此刻实该大大地再阐明。这和我们当前所该采用的一切想法和做法实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人惟其有此中庸之道，亦可使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一样调和融通起来。佛教、回教、耶稣教来到中国，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无冲突，在此诸大宗教之相互间都能和平共存，没有大冲突。你看中国社会上，这里一个天主堂，那里一个和尚庙：母亲信佛教，儿子信耶稣。这不是信仰不真，却是受了中国人相传那一套中庸之道之影响，大家可以说得通，不争执。

《中庸》上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只因我们误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一人说这对，一人说那对，不要紧，大家都对。这就成了滑头主义，走上了乡愿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讲此中道，却最讨厌乡愿。

（摘编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

材料二：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思想，即道德判断依赖于人们推己及人的能力，也就是只有通过使自己的个体性跨越其边界与其他人的个体性相重叠的想象力，人们的道德判断才能成为可能。在这里感受他人情感的过程，也就是同情，是道德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秩序。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中庸”加注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所以，古今中外，关于中庸之道的宣扬，都可谓成秩序，定天下。

无论追名亦或逐利，无非为了追求幸福。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关于幸福，亚里士多德在论及自由时说幸福在某种情况下是“关于财富的中庸之道”，而财富则是获取幸福的必要手段，但如果太贪婪就会成为财富的奴隶，也就失去了自由，也就毫无幸福可言。反之，若能守住中庸，人就获得了自由，而自由的人，才是有了“幸福”的人。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也就是人将对亲人的关爱推及他人，推及万物，因而需要相应的规范以对人的行为加以约束，避免自己追求幸福的行为妨碍别人追求幸福。因此要文明，要有精神生活，要有“中庸之道”对经济欲望的限制，才会有幸福，才能让更多的人得到幸福。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守不住中庸之道，极端追求财富的人，是与幸福背道而驰的。譬如信任危机的出现，人人自危，相互不信任之下，何来幸福可言。

（摘编自孔波涛、李慧《探讨 “中庸之道”下经济的考察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