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山水诗的成就被确认为是中国山水诗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期，与山水诗的艺术生命力之持久旺盛有关。而山水诗的艺术生命力，乃诗人之山水诗心的生命力。山水诗心，就其要者而言，不外是对自然山水本身的喜好和“窥情风景之上”从而构想风景诗语的喜好。雅意林壑，性爱丘山，作为一种诗意化的人格风范，已形成超越时代的价值内容。雅意林壑的精神指向的诗意化——对景语诗美的追求，遂亦形成跨越时代而承传的诗学传统。因此，“第一个高峰”绝不是平原拔地而起的突兀奇观，而是层层登攀而渐近壮伟。
而在我看来，有必要把“艺术高峰”同时理解作静态观照意义上的“峰群”和动态分析意义上的“峰势”。唐代山水诗的成就，就体现在它是对此前山水诗传统的第一次集大成和对此后山水诗传统的第一次新开拓。所谓集成与开拓，实质就是整合与创变，而这一切，主要是就山水诗的审美质量而言的。
总体看来，由山水诗所体现的盛唐气象，既是王夫之所谓“以写景之心理言情”而至于“兴象玲珑，无迹可求”者，又是陆机“恒患文不逮意，意不称物”之终于无所遗憾者，还是南朝“巧构形似”之终于巧得无一点迹象者。如果说上述这些都属于艺术表现之造诣，那么在美学风格上只有“浑朴精粹”四字才得以状其体势。盛唐山水诗人以一种最朴素自然的语言实现了曲尽物态与妙写心境兼得而美的诗学目的，以一种最平和坦然的风度体现出兼容并蓄而高瞻远瞩的时代精神。“平常”与“非常”实现了有机合一，在充满世间人情味与现实生活感的山水意境之中，不着痕迹地蕴含着诗人对自然景观的敏锐把握和精确描绘，在仿佛是无所拣选的自然叙写中，诗人以高度的安闲从容举重若轻地寄托着自信自足的文化意识。
论唐诗者，“四唐”之说历久弥新。初唐是盛唐之准备，但中唐却并非盛唐之余响。无论是从整个诗歌风貌着眼，还是仅就山水诗而言，中唐风貌，皆呈现出强烈的创变色彩，这种创造性变化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审美的探险与逸品的定位。实际上，从偏向于“青山”“白云”之山水意象类型的大历山水景观开始，就已然开始了对山水“逸品”的定位。虽然后人习惯于以“王、孟、韦、柳”来概括山水田园诗派的基本特征，并以为这一特征即在清淡风格，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并不准确的。即以清淡风格而言，王、孟之作，并无有意为此的迹象，而韦、柳之作，则是在自觉地追求清而幽的境界。有鉴于此，那以主体意志的萧散淡远和山水意象的清冷幽深为主要内涵的“逸品”格调，在盛唐王、孟那里只是溶解在从容安详中的活性因素，而在韦、柳那里便凝定为明确的范式。
山水创意，主要表现在对曲尽山水物态的不满足上，盛唐山水诗境中那天然物态与诗人意态的自然融合，至此而被冲破，诗人意态的纵恣注入自然物态，从而山水意象亦为之而重新被组合安排，重新被形容刻画。于是，就真正有了风景依旧而诗意常新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唐山水诗美具有下开有宋一代风貌的意义。如果说宋代山水诗是山水诗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的话，那么，中唐之际，便已然云气暗通，故而唐宋两个高峰之间，自有一种双峰互倚、借重而美的微妙关系。
(摘编自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材料二：
老杜诗苍苍茫茫之气，真是大地上的山水。常人读诗皆能看出其伟大的力量，而不能看出其高尚的情趣。
“两个黄鹂鸣翠柳”[《绝句四首(其三)》]一绝，真是高尚伟大。首两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清洁，由清洁即可得高尚。后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中有人，虽未明写，而曰窗、曰门，岂非人在其中矣？后两句代表心扉。在心扉关闭时，不容纳，或不发现高尚的情趣、伟大的力量。诗人将心扉打开，可自大自然中得到高尚伟大的情趣与力量。“窗含”“门泊”，则是其心扉开矣。窗虽小，而含西岭千秋雪；船泊门前，常人看船皆是蠢然无灵性之一物，老杜则看船成一有人性之物，船中人即船主，由西蜀到东吴，由东吴到西蜀。“窗含”一句是高尚的情趣，“门泊”一句是伟大的力量。后人皆以写实视此诗，实为象征，且为老杜人格表现。
老杜诗中有力量，而非一时蛮力横劲。有的蛮横乃其病。其好诗有力而非散漫的、盲目的、浪费的。其力皆如水之拍堤，乃生之力、生之色彩。曰生之“色彩”而不曰形状者，色彩虽是外表，而此外表乃内外交融而透出的，色彩是活色，如花之红、柳之绿，是内在生命力之放射，不是从外涂上的。且其范围不是盆景、园林，而是大自然的山水。
(摘编自《顾随诗词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