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枝枪
茹志鹃
我赤手空拳，紧贴在绝壁上，面前是万丈深渊，战斗机笔直地俯冲下来，在我头上掠过，接着，咯咯地射来一串机枪子弹，第二架又怪声啸叫着，从我头上擦过去，接着第三架，羞辱我，威吓我，而我只有怒目相对。我要是有一枝枪，哪怕是一枝短枪，我也不会遭到这样肆无忌惮的欺凌，我愤怒地大喝一声：“强盗！”
我从床上直坐了起来，犹觉得心在乱跳。好熟悉的梦啊！它又不是梦，是我在熟睡中重新记起的十几年前的一次经历。
那年，我从文工团下到营部，是营里唯一没有枪的兵。在一次回营部的路上，我碰到了三架战斗机的囤攻。最后，是沂蒙山的臂膀掩护了我。我回去，跑到营长面前：“发我一枝枪！”
营长朝我看看，没有说话。我们是没有枪的，我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
于是，我仍是全营中唯一没有武器的人，穿着军装，但没有枪。
“我一定要一枝枪。”这一要求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起来。
钟敲了十二下，已经是半夜了。我重又躺下，感到一种夜的馨香，纯洁恬静，自由舒畅。我越发想起了枪。
“我要一枝枪！”这声音好像就在我的跟前，不是十多年前的。是小鲁，我明白了，是他引来这难以平伏的思潮。
小鲁是战友的儿子。昨天傍晚，小义惊喜地跳进来报告，“妈妈，小鲁大哥哥来了！”小鲁站在房门口，穿着簇新的军装，帽沿压到眉上，拘束地在我身边坐下。
孩子扒在他膝上，尊敬而又羡慕地端详他。“叔叔！”突然，孩子改变了对他的称呼，道：“你怎么没有枪？”
我看见小鲁的脸慢慢地红了，停了半晌，才说：“我说我要一枝枪，他们说还要慢一慢。”
当然，现在给新战士发一枝枪，已经不是问题了，从第一批工农拿起系着红缨的梭镖起，我们就知道，没有枪，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伸手开了灯，床前的玫瑰花儿立即跳回窗帘上去了。小鲁明天就要出发，昨晚硬给小义留了下来，说是要和解放军叔叔睡一夜。我走到外间，电灯还亮着，柔和地照着两个人。小鲁眉毛乌黑，舒展两臂，像要展翅奋飞。孩子那毛茸茸的头，略仰着脸，似乎在问：“叔叔，你有枪吗？”
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同年的秋末。我们部队过沂水，进入了鲁西南。四处圆型没有庄稼，村里没有树，屋上不冒烟，路上不见人。那一天，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宿营住在一位以前的村干部家里，家里没有男人，房东是位大嫂。
“大嫂，你家大哥呢？”
她没有回答，用嘴向村外呶了呶。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村边上拱起儿堆新土。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他？……”
“牺牲了，一起七个。”大嫂的脸呆呆的，好像总结似的说：“没有枪！咱们没有枪！手榴弹也没有……”
忽然，小鲁在梦中皱了皱眉，一个翻身，把小义抱在怀里。年轻的战士，你梦见了什么？梦见自己还没有一枝枪吗？我给他们关上了半扇窗。窗外是洁白的月光，一只纺织娘时断时续地在唱。生活在行进，时而严峻、鲜明，时而又温和、含蓄，絮絮地向我们披心沥胆。
我们的队伍集合出发了，房东大嫂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目送我们，我对营长说：“让我上去缴一枝枪。”营长轻轻说道：“这次战斗下来，给你想办法。”
战斗结束，敌人被歼的消息传来，通讯员突然给我送来一枝枪。小巧的左轮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着，装着六颗子弹，正是营长皮带上的那枝。
“营长牺牲了。”通讯员垂下眼。
一枝左轮，六颗子弹，用一块大红绸子裹着，这就是我拿到武器时的情景。小鲁，年轻的战士，不用我说，你能懂得我当时的心情……
一点了，生活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天，我们离过去又远一天了，但是，历史是不会消亡的，也决不重复。小鲁，现在你不会等自己同志牺牲以后再有一枝枪的。
我有一枝枪了，我到底有一枝枪了。我揣着它，日夜不离，一直到我转业的时候，交给组织，一把左轮，五颗子弹。还有一颗，我用了。
虽则是轻风徐来，但凉气更重了。电灯光温柔地照着战士和孩子。他们盖得很好，睡得也很好。我拉直小鲁挂在椅背上的军衣，轻轻地给他们关上了电灯，掩上了门。
回到床上，我却无法入睡。一闭眼，又仿佛看见战斗机在我头上盘旋、低飞，侧着身子俯冲、扫机枪。我伏在一片开阔地上，还带了一个妇女会的姑娘。敌机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越飞越低，毫无顾忌地在我们头上削过去，搅起地上的灰土。姑娘脸色有点苍白，伏着一动不动。我愤怒，但没有屈辱的感觉，因为我想起我有一枝枪，我到底有了枪。我朝那直插下来的飞机打了一枪。子弹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但是我在战斗，在保卫自己，保卫解放了的土地。敌机尾巴一沉，朝上飞去，小心地在上空盘旋扫机枪。他怕了，他胆怯了。
钟敲两点了，窗帘上的玫瑰已悄悄地爬上了墙。真是该睡了，天明还有工作呢！我们的夜纯洁恬静，自由舒畅，她守护我，我也守护她。
天亮了，小鲁穿着簇新的军装，向我告辞。小义眼睛焕然发亮，从身后拿出一朵花来，花是普通的纸做的，每一个花瓣都涂了不同的颜色，他踮起脚，把花插在小鲁的胸前，欢快地喊道：“敬礼，解放军叔叔！”
小鲁低下头，摘下那朵花，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里。我看见在那穿着军装、束着皮带的身影上，仿佛已经背上一枝枪……
1962年1月5日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