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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票号，又称票庄。 因票号资本多属于山西，所以统称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需要解决，所以早期的票号主要由商店转化而来。山西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分号，就连外国也有它的据点。票号之用人，均以山西原籍为多。号中职务之分配，伙友之进退，营业之伸缩，一切用人行政，俱惟大掌柜之命是听。

——摘编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材料二：甲午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近代银行的设立。19世纪末，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时，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等，从中捞取大量财富，这些积累逐渐集中到沿海口岸。……财政方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突然增加的巨额赔款负担，使得财政矛盾突出。同时为了维持清朝统治集团开办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巨额周转资本，而原有的钱庄、票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1900年， 北京分行被八国联军焚毁， 业务随之萎缩。 民国时期被四大家族控制， 受总体经济环境和战争影响， 19世纪40年代，通商银行已经有名无实。

——摘编自王健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