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悲剧作为戏剧文学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场所是舞台，是真实人物运用肢体动作、语言、表情等来展示情节内容。且情节来源于生活，易与观众互动，容易唤起观众的情绪，从而唤起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感。悲剧主人公的身份和悲剧内容，一方面需要和现实人物有某种契合点，取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另一方面，悲剧的内容必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一般取材于距现今时代比较悠远的的故事，这样可以引发人们的想象，令人更容易带着一种崇敬感和神秘感去看待困境中仍然保持着尊严和正义行为的主人公，让人们在敬畏和惊奇之后得到一种灵魂的洗礼，精神焕然一新。这种堪称震撼人心的美，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气势磅礴，同时又让人难以忘怀，值得细细品味。
悲剧的美是悲剧给人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然而中西方文化在源头上对悲剧的美有着不同的认识。
中国文化中注重的是道德教化、君子风范，即孔子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它要求培养人温顺、柔和、忠厚、礼让的君子品德。与老子“柔弱胜刚强”美学特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刚不至刚、柔不至柔的传统美学观念。 “悲剧”在中国出现后，就带有了明显的民族特色，常把悲剧主人公的艰辛奋斗与最后的理想实现结合起来，鲜见西方悲剧那种杀戮、血腥和颠沛流离的窘境。相对于农耕社会的中国，西方社会是商业性的，需要冒险和竞争，这样西方人勇敢的性格和力量崇拜、英雄崇拜的观念就有了基础。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崇尚个性和自由，以及富于冒险和开拓的精神。西方文学从开始就推崇悲剧，倾向于欣赏悲剧的强烈性、真实性和彻底性。
作为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手刃凶手、替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叔父，又被自己的叔父暗算，付出了生命，既没有实现重振乾坤的理想，也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哈姆莱特复仇战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以及精神上的痛苦和斗争的残酷无情都令人心惊。然而正是他与社会的极端冲突，个人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无法调和，引发人们思考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折射出人们面对矛盾冲突时精神的痛苦。相对于西方悲剧，中国杂剧的代表——关汉卿的《窦娥冤》，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女性形象。从窦娥的三桩誓愿来看，这部戏剧无疑蒙上了浓重的“悲”的氛围，我们从这里能品味出“美”吗？ 当然可以。窦娥善良、孝顺、贞烈正派的优良品质和不畏强权、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正是这部悲剧震撼人心之处，其中不可阻挡的“美”也就显现出来了。
悲剧的内容是令人伤心的，但是它彰显了可贵的人性，爆发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符合人们的情感需求。而且悲剧的艺术性压倒了悲剧内容，令审美主体可以在美的享受中用审美的心态去处理悲剧，这恰恰是给悲剧戴上了一道炫目的光环。
悲剧主人公与命运的抗争、与时代的抗争，在种种人物关系中坠入黑暗之渊，这是种归于死亡的命运，将悲剧的美推向更高的层次，使我们体会到正义的能量，体会到理想世界实现过程中的坎坷，领略到维护尊严和人格的巨大力量。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美，它彰显着正义、透露着真理。通过欣赏此类悲剧，可以拉紧审美主体的生命意识，令现实自我的平淡生活焕然一新。
悲剧的美对促进社会文明，尤其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悲剧美感的形成过程增强了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公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提高觉悟、体现较高的积极性、坚定正确的信念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悲剧不仅是人类文化进程中产生的优秀成果，而且悲剧的美直接对现代人类也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编自张军强《中西古典悲剧之美探微》）
材料二：
不论是何种形态的悲剧，都被作家的悲剧思维阐述成为充满恐怖、痛苦与苦难、灭亡，以带给审美主体痛感与压迫感，亦或是崇高的审美体验。然而，《雷雨》却未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理论范畴，极具创新性地糅合了社会悲剧、命运悲剧以及性格悲剧等多种悲剧元素，突破了传统悲剧中“大喜大悲”的绝对悲剧理论，又超越了这些固有的模式，将悲剧性根源转向了人类生存本身，曹禺的悲剧创作思维来源于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将含蓄、真实而又绝望的悲剧美一点一滴渗透到每一幕中，融入到每一次的戏剧冲突中，并非“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悲壮，而是“于无声处闻惊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更多是为了使观众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悲与喜。
曹禺将自己的美学理想构建在整部作品之中，体现在每个人物的身上。他塑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繁漪，塑造了敢于挑战礼教，碰撞伦理道德的周冲，这些角色无不显示了曹禺对于新社会，新秩序的希冀。正如黑格尔所言，“真正的悲剧人物性格就要有这种优良品质，他们完全是按照原则所应该做到的而且能做到的那样的人物。”越是苦难压抑的环境，越能体现悲剧人物与其抗争的美学价值。
（摘编自柳靖《曹禺<雷雨>悲剧意蕴的多维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