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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游侠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产生于民间，兴于先秦两汉。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形象出现在文人诗歌中，始于汉魏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6）在《结客少年行》的题解中说：“《后汉书》曰：‘祭遵尝为吏部所侵，结客杀人。’曹植《结客篇》：‘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乐府题解》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按结客少年行，言少年结任使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自汉魏至隋，以游侠为题材的诗歌，虽有所出现，但数量有限，未成规模。到唐初，经卢照邻、骆宾王、杨炯等人的推进，大有发展，至盛唐蔚然成风。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党联朋，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人执酒而随之，遇好圃则驻马而饮。”王维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诗句，是这一状况的最好明证。
游侠诗在盛唐达到高峰有其特定的原因，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政府制度上的鼓励以及建功立业的社会氛围是游侠诗产生的前提和文化背景。游侠的形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带有道家的“独往高蹈”“狂放不羁”的出世风格，实质上，这种道家风格的背后是儒家积极入世、建立功业的渴望，可谓信誓旦旦，铮铮铁骨。“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王维《燕支行》），未至战场即已想象功业在怀。“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燕歌行》）的高适，性格落拓，不拘小节，他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的气概，“万里不惜死”，以便“一朝得成功”（《塞下曲》）。杜甫称之为“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十三五书记》）。驰骋沙场，建功立业，一往无前，豪迈英勇，盛唐诗人昂扬奋发的精神斗志和刚强劲健的精神内核彰显无遗！这与初唐的哀怨牢骚、 中唐的迷茫彷徨以及晚唐的低沉凄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认识盛唐诗人文化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盛唐气象下游侠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盛唐游侠诗中所表现的狂放不羁的个性以及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热烈追求则是盛唐气象的诗人人格的另一个方面。如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王昌龄“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少年行》），很是放 荡不羁。就连人们一向认为寒酸穷儒模样的杜甫，也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并且还有“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的铮铮豪言。狂放不羁，气势磅礴，风格浑厚，所以后人评价盛唐诗歌总是说“盛唐气象”。
要之，游侠诗所彰显的盛唐诗人的昂扬奋发的精神斗志、刚强劲健的精神内核、狂放不羁的个性以及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热烈追求的文化人格是盛唐气象的反映和张扬，是盛唐文化特有的文学现象。
（摘自杨金锋《盛唐游侠诗的文化解读——兼谈对盛唐气象的再认识》，有删改）
材料二：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一篇《游侠列传》，而班固的《汉书》作为一部初衷是续写《史记》的史著，也继承了这一内容，以一个儒者的眼光用生花的妙笔为后人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西汉一朝的社会边缘群体——游侠。相对于极力为游侠找合法地位的《史记》，《汉书》在开头却更多地阐述了游侠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其自战国至西汉的发展演变概况。在班固看来，在春秋以前，即上下相顺、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时期是没有游侠的，游侠的产生是“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的等级制度被打破的结果。这种观点表明了班固撰写《汉书·游侠传》时的基本态度，即对游侠是贬抑的，但班固却并没有因为贬抑的基调而全然否定游侠，一笔抹煞他们的优点，而是仅在文首评论中，用“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真实地描写出游侠的基本特征。
班固一方面按正统价值观念贬抑游侠，而另一方面却又赞赏他们的一些乐善好施、张扬洒脱的行为，使得他在两方面的张力中，最终找到了平衡，使得他对于游侠的事迹的描写基本采用了中性词，这种平衡也很大程度上带有儒家“中庸”思想的痕迹，应该是受到了儒家提倡的“理性”“理智”思维的深刻影响。可见儒家思想对于班固客观地叙写历史是益大于弊的。
（摘自于艳华《中国古代的特殊群体：游侠——读〈汉书·游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