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首先强调天人合一。在西方，人与自然二元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古希腊经济是一个以海上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因此古希腊人所思考的都是怎么征服自然，怎么跟大海作斗争，跟天气作斗争。而中国是农耕社会，农业生产与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密切相关。雨旸时若，就会获得丰收，气象异常则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因此，中国古代所有的生产和生活都必须遵循服从于天时。人们通过测算天时周期，以确定其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然后趋利避害，合理安排农业生产。这种素朴的天人和谐观强调农业耕作要天人相参，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其次，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推崇阴阳五行互相转换、相生相克的思想。相生包括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五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立体的球状网络，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不能单看其中一个要素。中国人很早就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系统论、循环论、复杂论的意识，不是简单地看某个物种，而是看到不同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之理。比如说除害虫，中国人认为所有的虫子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们有的对人类有害，有的对人类有益，不能把所谓对人类有害的虫子全部杀死。比如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传统稻作农业文明中，农人们在杀害虫的时候故意留下一部分，因为他们认为，害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杀死过多的害虫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对其他生物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坚信循环论的思想。中国古代农业强调作物轮作，提倡土壤轮耕，用养结合，保持地力常新等，这些都是循环论的思想。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古人逐渐总结出施肥对于提高耕地产量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如何更多、更高效地向自然索取作物肥料，于是腐朽的植物、动物的排泄物等都被古代劳作者用以提高耕地的肥力。中国地大物博，有着优异的农耕条件和封闭的地理环境，这便造就了古人崇尚“自给自足”“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
美国著名农学家F.H.King在《四千年农夫》中讲到中国的循环论农业思想：“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
（摘编自王曙光《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特点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中国古代种植伦理可以概括为顺天地时宜而尽人力。所谓顺应天地时宜，就是“顺天时”与“因地宜”。具体来说，“顺天时”是指顺应自然时节，比如古籍中“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和“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等记载，或概括或具体，都是“顺天时”的表现。“因地宜”是指衡量土地之所宜并积极因循，传统农学所谓“南种粳、糯，北种麦、粟”和“小麦宜下田”“（稻）选地欲近上流”，或宏观或微观，都是“因地宜”的具体表现。古代从《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到《农书》《王祯农书》，再到《农说》《知本提纲》，几乎每部农书都会重点强调并充分贯彻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讲，顺天地时宜是一种以顺应自然为基本立意的伦理观念。
当然，中国古人的种植活动并非一味讲求顺应与因循，还特别强调发挥人的主动性。这就涉及中国古代种植伦理的另一要点——尽人力。《知本提纲》曰：“竭春稼秋穑之力。”所谓“尽人力”，当然包括尽力顺应天地时宜这层含义，但更主要的是在顺应天地时宜的基础上积极改进作物生长的条件，使之更有利于作物生长。具体而言，包括积极优化耕作制度和提高种植技术水平，积极改进生产工具，兴修水利设施，特别是积极进行翻土、除草、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从根本上讲，“尽人力”是一种以能动创造为根本导向的伦理观念，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精耕细作。
中国古代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可分为采伐、狩猎、渔捕三类活动，先民在这三个方面都制定了系列伦理规范。
采伐要求不伐“夭蘖”，即不可砍伐幼树以及新生的枝芽，如《国语·鲁语上》有云：“山不槎蘖，泽不伐夭。”先民还要求砍伐以时，如《管子·八观》有云：“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
狩猎要“不焚林而猎”，不可通过烧毁栖息地来猎取野兽；要“不掩群”，不可捕尽整群鸟兽而要“网开一面”；还要“不覆巢”，不可“覆巢破卵”。猎兽要“不廢”“不杀胎”，即不可捕杀幼兽和怀孕的母兽；猎鸟要“不卵”“不毂”，即不可取食鸟卵和猎杀雏鸟。狩猎还讲时禁，一般春夏两季都禁止狩猎，大约九月才可猎兽，七八月才可猎禽。
渔捕首先要求“不涸泽而渔”。还要求“禁孕别”“禁鲲鲬”，就是禁止捕捞受孕的鱼和未长成的小鱼。渔捕也特别讲求时禁，“薮泽以时禁发之”。具体而言，夏季一般是禁捕期，秋季可能允许适度捕捞，有些史籍还有十二月或正月“始渔”的记载。
先民制定采伐渔猎伦理规范，直接目的是“以成其长”，防止对野生动植物肆无忌惮的利用。这种做法并非只保护不利用，而是寻求可持续利用，所谓“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和“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可以认为，“永有余用”是其旨归。
（摘编自齐文涛《中国古代的农业伦理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