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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贞观、显庆年间，唐朝曾三次派王玄策出访印度。 除了官方的使节往来外，民间自发的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也极为频繁，李勉做广州刺史时，广州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至少也在80万以上。 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20万。”

材料二：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讲述唐朝对外关系时说：“一个伟大僧人西行取经的传奇故事，一条由信念、坚持和智慧浇铸而成的求知之路，一个民族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真实写照。”

材料三：唐朝是中国古代外交非常活跃的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繁荣景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唐朝又以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吸纳外来文化之精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灿烂的中华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友好邻邦，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形成了中华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