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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战国秦汉的社会转型,造成了各阶层地位的巨大变动;刘邦依赖一群“亡命无赖”逐鹿定鼎,带来了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周代那些延续已久的显贵家族衰败了,世族一时出现了断层。汉初的统治者来自“军功受益集团”,这是一股新兴的势力。汉初时约有 60万将士因军功赐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丞相、列卿、守相等职位上,打天下的英雄们及其子弟在汉高帝时曾占到了97%之多,在惠帝、吕后时为81%,在文帝时仍达50%。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阶层逐渐下降、消失。相形之下,文吏和儒生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文化舞台,这两个群体都是流动而开放的。
材料二
西汉社会很富于平民性,官僚政治也是“选贤任能”的,可是总会有某些家庭得以父子、甚至父祖相继居官。越是早期社会,宗法观念越浓厚,家族单位越重要。这些新的世家依靠官位逐渐建立了社会影响,他们的继续发展,还在魏晋以降造成了一个不算短的士族门阀政治时代。到了东汉,乡里豪右往往拥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徒附,武断乡曲、隐匿人口,并经常“世仕州郡”而垄断了地方政治;而“官场”是滋生“世家”的又一场所,由世代居官逐渐形成了一些官僚世家,诸如“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卿校”之类。随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世代传承学术的“学门”型世家也在不断地滋生。“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的比例”;“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豪右的优越经济条件,得以使其子孙接受教育,成为“学门”,以明经资格出仕于州郡朝廷成为官族。豪右、学门和官族三者以“族”为单位相互转化,逐渐形成了闭锁的循环,门阀士族由此而萌生发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