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哲学有助于提升引领性科技创新能力吗？哲学能够为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贡献一份力量吗？2020年，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哲学研究所，这一举措不禁令人深思：哲学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吗？
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不少科学学科脱胎于哲学。在牛顿所处的时代，物理学和天文学在西方还被称为自然哲学；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挣脱哲学母体，努力谋求其自身成为科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哲学与科学具有许多共同的旨趣，力求以合理化、理论化的方式来理解和说明各种感官经验所及的现象，涵盖宇宙、自然、生命、社会和人性，近乎无所不包，但二者在研究方法和评判标准上也有着显著差别。随着哲学与科学各自独立门户，甚至有渐行渐远之势，哲学对于科学的作用和影响也没有那么清晰明了。物理学家费曼曾讥讽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的作用就如同鸟类学之于鸟儿：鸟儿不必接受鸟类学的指导，却可以飞得很高，活得很好。
1962年，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颠覆了此前广为接受的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渐进式图景。按照库恩对科学发展历史的解读，一门科学或其中某个分支领域得以确立或成熟的标志是进入他所谓的常规科学，而常规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形成了对日常科学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明确指导性的范式。在常规科学时期，接受了某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往往不会纠结于范式中偏哲学的部分，而是不加怀疑地通盘接受。然而，随着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的深入和扩展，常规科学活动将会遭遇到逐渐增多的反例，这些是在范式的理论框架内始终得不到解决的难题。随着反常事例的增多，常规科学及其范式进入危机阶段，逐渐有科学家开始怀疑范式的适用性，并反思和质疑其中偏哲学的部分。倘若旧范式被抛弃，新范式出现并取而代之，科学革命就此发生。
参与发起和推动科学革命的科学家，通常具备哲学思考头脑和禀赋；他们勇于怀疑和挑战旧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理论体系，进而开辟新的科学探索路径和视域。这一类型的科学家可称为哲人科学家。大多数哲人科学家并未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对哲学学说和术语的掌握不一定是准确可靠的，但他们热衷于思考和探讨具有鲜明哲学色彩的基本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富有反思和怀疑精神，勇于尝试新的思路。他们的哲人特质可以令其在科学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质疑和挑战旧范式，开启和推动新范式。
正如1944年，爱因斯坦在写给一位青年学者的回信中谈到的那样：“如今许多人——甚至专业的科学家——在我看来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历史和哲学背景方面的知识可以赋予人一种独立性，使其脱离同时代人的偏见，而这是大多数科学家难以摆脱的。这种由哲学洞见所造就的独立性——在我看来——是区分单纯的工匠或专家与真正的真理追寻者的标志。”
（摘编自朱菁《哲学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吗？》）
材料二：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任务是结合物理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在宇宙、生命、意识的本质这些正酝酿革命性突破的问题上开展哲学研究；通过吸收科学与哲学的优秀成果，发挥中国传统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为独创性的科学研究开辟新的思维空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并不只是中国科学院新建的一个研究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强科学界与哲学界的联系，加强国立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联系，加强与国外同类型研究机构的联系，推动科学家与哲学家新型联盟的建立。
（摘编自白春礼《架构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桥梁，为人类科技事业贡献新智慧》）
材料三：
现实的问题是哲学建设尽管是“良药”，但却是一个需要多方推动的复杂系统工程，而且是无法立竿见影的“慢功夫”，需要长期的文化哲学濡化才能形成影响，甚或在未来30年科技强国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不一定能显现“疗效”。哲学建设的这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滞后效应可能使得各个层面都缺乏推动实施的动力，进而陷入“难以落地”和“系统失灵”的境地。这种情况与《孟子·离娄上》关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的比喻很类似。一个人犯了7年的病，而他的病却非要储藏了3年之久的艾才能灸治，而这时一般面临3种选择困境：“一是不惜重价访求别人家藏的三年之艾，恳求出让，但未必靠得住；第二个办法是自己从今藏起尚待三年，这三年内，病况是否可待，还是没把握；第三个办法是舍弃艾灸，姑试他种治疗，但是更无把握，而且医药杂投，或许转促其死。”
（摘编自张月鸿等《哲学建设：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三十年之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