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个方面或某一片段。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泛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
然而，即使是目击者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的全貌，因为经验似乎表明，他本人会对事后减弱了的现场印象作些添枝加叶的处理。实际上，更常见的并不是他凭想象去描绘一个事件，而是对它进行改编。绝大多数事实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有意加工。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
一个陌生的场面犹如婴儿眼中的世界，是“一种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就像另一个种族的所有成员在外国游客的眼中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外国人。在哥廷根曾召开过一次心理学会议，其间有一批据说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接受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实验。主办方预先安排了一场“事件”：突然，会议厅大门被人撞开，一个小丑冲了进来，一个持枪黑人在后面狂追。他们在大厅中央停下厮打。整个事件持续了不到20秒钟，“演员们”离开大厅。会议主席要求在座各位当即写出一篇报告。交上来的40篇报告中，关于主要事实的错误低于20%的只有1篇，有14篇的错误为20%/-40%，有12篇达40%-50%，13篇高达50%以上。而且，有24篇纯粹是杜撰了10%的细节描述，有10篇的杜撰率高于10%，低于10%的只有6篇。这样，40名老练的旁观者针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这一事件写出了一篇很负责任的报道，却使大多数人了解到一次并未发生的事件。
要想生动详尽地察看所有事物而不加以分类概括，这会使人筋疲力尽，而且，面对五花八门的事物也没有这种可能性。现代生活匆匆忙忙，五光十色，一些实实在在的差距使人们有了隔阂，既无时间也无机会进行密切交流，我们留心的并不是某个众所周知的类型所具有的特性，而是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为了某种彻底单纯的生活方式而抛弃一切成见，可能会导致人类生活索然无味。
最让人难以捉摸是创造并维护成见库的那些因素。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且，除非所受的教育能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入之见就会强烈影响到整个感知过程。他是个煽动家，啊，煽动家就是这种人物，所以他就是这种人物。他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个富翁；他是个外国人。——这与以下说法就大不相同：他是个耶鲁人，但却是个平庸之辈。——我们对于他（她）的其他情况又有多少了解呢？问题出在成见的性质和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假如没有切实可行的规则，那么，人为了进行观察而接受预见的习性，就只会导致错误而不会带来简捷。
这些规则最终要取决于构成我们生活哲学的各种样板。如果我们的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按照我们的某种法则去运行，那我们就很可能会喋喋不休地根据我们的法则，描绘世界。但若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世界无关紧要的一分子，他的智力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一张粗糙的观念网络的皮相，那么，当我们使用成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不过是些成见，就会迅速地控制它们，就会愉快地校正它们。而且，我们还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观念始于何时、始于何处、如何被我们继承、我们为什么接受。一切有用的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澄清的。它能使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学校课本、传统、小说、戏剧、绘画、言论把一种先入之见注入了此人的头脑，把另一种先入之见注入了彼人的头脑。
那些想要审查艺术的人士，至少不会低估这种影响。他们一般是对它进行曲解，而且几乎总是愚蠢地试图阻止别人发现未经他们认可的事物。但无论如何，就像臧否诗人的柏拉图一样——“诗歌和诗人干扰了我们宁静的灵魂和对世界的理性判断”，他们模模糊糊地感到，通过虚构而形成的模式往往会被强加给现实。因此，每当我们谈到某一批人的思想，谈到法国人的思想、军事家的思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时，往往就会陷入混乱。
（摘编自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成见”一章，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