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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为了解《重点任务》有关情况,针对各界关注的主要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

问: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2019年比较大的改革举措是什么?主要意义在哪里?

答:《重点任务》明确,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要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所谓“隔道不下雨,百里不同风”,根据这份文件,各级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这一重要节点上,进一步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体现了全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可以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时不断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能够让城市充分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问:在大中小城市发展的优先序上,请问是如何考虑和布置的?

答:“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重点任务》明确指出,首先要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上下同欲者胜”,方能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健康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在大中小城市发展的优先序上,要特别注重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协调发展,偏重哪一个都不行,尤其是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大城市,要更多关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市吸纳大量农村人口,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任务的重点。中小城市发展也要根据不同城市类型,分类施策。

问: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需要推进哪些配套政策?

答:习主席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任务》指出,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重点关注“随迁子女”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需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对于暂时不能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要确保其全部持有居住证,以此为载体提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重点,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的含金量。

(摘编自《大城市放开落户限制,影响几何》)

材料二:

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纵观世界发达国家,都市圈承载着一国的经济、文化、信息、科技、知识、人才等核心力量。都市圈首先需要经济、文化、科技等高度发达的核心城市,其次需要圈内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全面一体化,从而使得不同区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然而,分割管理的户籍制度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特别是人才的流动,形成一定程度的阻碍,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没有社会体制的一体化,就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一体化,也就不能实现产业的高效分工协作。都市圈的户籍管理由“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到“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的改革,将有力扫清阻碍一体化的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为都市圈同城化奠定基础。

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稳健推进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调整落户制度,实现小城市落户的全面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逐步放开和大城市落户的合理放宽,释放不少改革红利。

随着政策的落地,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新型居住证制度和中小城市的“零门槛”落户制度在全国全面铺开,大城市不断放宽落户门槛。但需要正视的是,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教育、社保等配套制度改革差距仍不小,农民在中小城市的落户意愿不高,户口隐形标签仍然存在。在户籍制度改革即将迎来“大考”之际,“城市群的户籍一体化”打开了突破口,将成为户改的新方向,必将有力促进“一亿人落户”的规划目标早日实现。

(摘编自《以都市圈融合促进户籍改革》)

材料三: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既需要吸引各类高端人才,也需要农民工群体。现代城市的竞争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竞争上,农民工正是人力资本的重要一环。前几年,一些城市背离了城镇化规律,企图只要白领置业,不要蓝领落户。表面上看,这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务费用,实际上对保持城市竞争力不利。一些大城市居民常抱怨请工难、雇工贵,其中固然有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因素,但也与所在城市户籍政策密切相关。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政策希望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能在城市落户。不过,也有部分进城农民工仍不太愿意落户,实际落户进程并不及预期,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有些地方过多考虑落户增加的短期成本,忽略了随之而来的人口红利。这些城市虽然放开落户,但舍不得给予相应的公共服务,对农民吸引力不大;二是随着农村条件逐步改善、农村各类权益在增值,一些农民不舍得附加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他们认为保留农村户口会更“吃香”。

说到底,农民关心的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城镇”或“农业”字样,关键是依附其上的各项福利能否同步跟上。至于选择落户哪座城市,往往会看经济安全感和情感归属感强不强。因此,各地不妨在农民“等等看”的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改革措施,提高户口背后的含金量,让他们在城市也能实现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摘编自《户口“含金量”比落户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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