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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特定文化场域的产物，它植根于乡村社会独有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样态，是乡村社会长久以来生产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教育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的广泛参与。同时，作为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乡土文化教育的开展又依赖于乡村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等。然而，后乡土社会的到来，给乡土文化的教育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存在于生产、生活实践中的非正规教育，另一种是学校教育。无论是哪一种途径，乡土文化教育都离不开理解和掌握乡土文化的文化传递者对文化学习者施加广泛的影响。在乡土社会中，乡土文化的传递者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年长者和乡贤士绅，第二类是家庭中的父母长辈，第三类是乡村教师。乡土社会的闭塞性以及文化的稳定性决定了这些文化传递者与文化学习者长期共处于乡村之中。他们世代保持着对乡土文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并共同承担起向村庄内部年轻一代传递地域文化经验的责任和义务。

在后乡土社会中，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推动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使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社会人员大量流动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使传统乡村的文化传递者在主动与被动间逐渐放弃了对乡村文化的传递。首先，农村土地改革的实施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批识文断字、通晓乡土文化的乡村精英为了谋求生计不得不离土入城，被迫放弃了对子女或是乡村年轻一代进行乡土文化教育的责任。其次，返乡的村庄成员带回了异地文化，再加之文化传播媒介的增多，村庄内部的年轻一代接触到了新文化，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经验。长辈经验在年轻一代的文化活动中逐渐丧失权威性，年长一辈不得不急流勇退，主动放弃了地域文化经验传递的责任。最后，随着国家“撤点并校”的实施，乡村教师作为“文化人”身份的场域被大量削减。这使得年长的乡村教师失去了工作，年轻的乡村教师或是到其他村庄继续任教，或是跳槽至城镇谋求更好的工作待遇，而新入职的乡村教师又多为村庄以外的“外来者”，对村庄内部的风俗习惯等乡土文化知识又不甚了解。由此，乡村教师作为村庄内部文化代言人的身份被瓦解，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地放弃了乡土文化传递者的身份。

在乡土社会，村落是人们在一起居住生活的共同体，其中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方面会发挥重要影响，宗族与家族力量的形成，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影响的形式之一。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中的村民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公共话语以及文化需求。基于这些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村民们自发形成了许多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公共空间，赋予乡土文化教育“不拘于地”的特点。每一个村庄成员都可以自由出入这些公共空间，自由地进行情感交流、分享信息或是享受闲暇的时光。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民众在长期集体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特定载体，往往扎根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承载着村民的集体记忆，潜含着乡土文化肌理，既是触发乡村社会日常交往的重要媒介，又是乡土文化代际传承的重要场所。

在后乡土社会中，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的全面注入，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或是在乡村改造中被打压，或是被行政规划下的“新式空间”所取代，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功能。此外，受市场化的冲击，乡村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不断增强，村民个体对于集体（如宗族、家族等）的依赖性逐渐降低，村庄内部公共活动及村民间的公共交往日益减少，个体家庭的私密性空间逐渐开始取代村庄内部公共性、集体性空间。由此，以亲缘、血缘构建起来的地域共同体在失去了赖以生成的群体性基础后，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一些以自然景观为基础生成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渐已消亡殆尽。

在城市文化还处于从草昧中发轫、缺少对乡村社会的辐射力的时候，乡土文化通过自己的方式蔚然成风。彼时，乡土文化是村民在所处乡村社会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身之本，乡土文化教育的内容也因此囊括了生活在这个乡村社会之中必须要掌握的知识经验，如生产经验、传统习俗、衣着服饰、祭祀礼仪等，这些内容无论是在村庄、家庭之中，还是在学堂之中都是一贯的，具有同质同构性，并且会被毫无保留、没有“掺兑”地传递给下一代。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文化逐渐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并且无孔不入地向乡村社会灌注和贩卖自己的理念与精神。当外来文化处于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之时，本土文化就成了个人急于摆脱的衣襟。在城市文化的强势介入下，村民长久以来所依赖的乡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较量中明显落于下风，逐渐走向边缘化，乡村社会失去了统一的和有效的文化权威。乡土文化原本稳定的价值理念和生存空间开始出现松动，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甚至语言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在后乡土社会中，村庄或家庭成员多奔波于城乡之间，传统内部公共性事务不断减少，乡土文化无法在处理公共事务中得到再生产与再规范。与之相应，出于谋求生计的需要，村庄社会成员更需要掌握的是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的现代文化，同时他们也更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生活在更为优越的城市，掌握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而非“土里土气”的传统礼仪、习俗等观念层面的乡土文化。由此，众多以往被尊为立身之本的知识经验在冠以“无用”之标后被遗忘或抛弃，乡土文化教育的内容在村庄和家庭内部开始缩减。此外，乡村学校虽“身”在乡村，却已发展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代言人，乡土文化教育的内容在学校教育中被不断削减。

（摘编自苏泽《后乡土中国语境下乡土文化教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