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廷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唐代外商们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律》中甚至还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材料二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摘编自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在实践中,中国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新时代中国发展大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改编自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