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写了一系列的“古诗新铸”的创新作品，冠以总题“唐诗解构”，乃我个人从事诗歌创作以来另一项突破性的实验工程，一种谋求对古典诗中神韵之释放的企图。我不是恋旧，更无意复古，而是希望从旧的东西里寻找新的美，发掘所谓“意在言外”的“意”中潜在的诗质。无疑的，这是一种对旧体诗的重新诠释和再创造，一种试以现代语言表述方式、全新的意象与节奏，来唤醒、擦亮、激活那曾被蔑视、摧毁、埋葬的旧传统，并赋予新的艺术生命。这种思考与做法也很可能被视为一种徒劳，不过我相信，这是翻新传统、建构中华新文化的一项值得一试的工作。
幼年启蒙之初，我曾读过三年私塾，无非《三字经》《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之类，入新式小学、初中时开始读《西游记》《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从此奠定了我初浅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念高中时心智日渐成熟，对新文学产生了兴趣，并学写新诗，但仍未忘情于古典文学中那种内敛蕴藉、简洁练达之美。后来受到西潮影响，开始全方位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倾斜，初期不自觉与当时一般年轻诗人一样高分贝地叫喊反传统，乃至多年后，自小潜伏在血脉中的古典文学因素，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苏醒，并清楚意识到，文学的正常生长与茁壮，不仅需要外来新兴美学思潮的挹注，同时也需要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发掘、摄取古典文学中那种万古常新、不可取代的优质元素。感叹之余，我想利用诗体解构这一招，希望能引起年轻诗人的注意而逐渐接近唐诗、喜爱唐诗。
中国诗史数千年，为何我独钟于唐呢？我毕其一生以追求诗的现代化，创造现代化的中国诗为职志，多年前我在《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沉思》一文中曾说：“我们要创造的现代诗不只是新文学史上一个阶段性的名词，而是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的诗。”我认为这个“中国之神”就深藏于唐诗中，而唐诗中的神奇、神性、神韵却长期封闭在僵化的格律中，“解构”的作为就是对唐诗中“神”的释放，也可说是一种变形的重生。
所谓“解构”，原滥觞于后现代主义。关于后现代思潮，有人认为：所有文化体系都应加以怀疑，都可以被解构，也就是说，文化符号之间既有的关系都可以使其分解裂变，从而使我们对文化符号意义的理解和它的价值产生怀疑。这种解构观念显然有些消极，却是人类文化演进的必然过程。不过如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文化的演进其实就是一种不断被解构、又不断被重建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演变而言，这就是传承与创新的意义。
关于对古典诗的传承，当然不在于它的格律形式，我认为要者有二，一是重新认识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今天我们面临最严重的生态问题，现代科技文明正在不断地大规模污染自然、破坏生态，人与自然形成一种敌对关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古人反映在诗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说来，中国古典诗中大多有道家自然主义的色彩，田园诗在古典诗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类诗都表现出一种淡泊宁静的境界，一种人与自然亲密和谐的关系，试以王维的《竹里馆》为例：诗人闲坐在竹林里，又弹琴，又长啸，独自享受那份孤寂与幽静之美，此时竹林里别无他人，只有月亮这位千古作伴的亲密朋友。这首诗充满了禅意，说明王维的生命既丰富，洋溢着自在的喜悦与生趣，然而他又活在一片空寂中。
我们再看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傍晚，诗人乘坐的小舟停泊在烟雾朦胧的江边，暮霭中引起一阵因孤寂而生发的愁绪，与他为伴的不是家人和朋友，而能与他对谈解愁的是水，是水中的月亮。这首诗的主体意象是水和月，诗眼是一个“愁”字，所以我特意在解构新作中加上“远处的箫声”这一情节。
对古典诗传承的另外一项，乃在如何寻回那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意象的永恒之美，且看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不但富于想象空间，境界开阔而情意真切，且由于成功地捕捉到景物之神，经营出空灵的意象，完成了一种超越时空、万古常新之美的创造。这首诗的空间处理得极好，李白采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尤其后两句的意象就像电影镜头一格格地推进：孤帆载着老友远去，渐渐没入杳不可见的天际，眼中只见浩浩的江水，胸中却激荡着悠悠不尽的离愁。
当然，新作与原作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解构之后的新作可能失去原作中的某些东西，但也可能添增了一些原作中所没有而又必须的东西。解构一首诗虽意味着一首诗的再创，但这种再创并非对原作的全部否定，其整体结构是崩塌了，而其中的“神”却可以透过特别的指涉和暗示所形成的另一种有机形体呈现出来。
希望透过历代各种不同的解读、诠释、评析，使古典诗的艺术生命得以持续成长，不断丰富，以证明诗艺术的超越性和永恒性。
（节选自洛夫的《唐诗解构·自序》，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