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是唐诗中习见的主题和题材，边塞诗当然会在诗中使用一些边塞地名，包括当时的和过去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汉族的和非汉族的。在这方面，有一个值得加以探索的问题：在某些诗篇里所出现的地名，常常有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
高适《燕歌行》诗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考张公即张守珪。据史，他曾多次大破契丹。诗篇就是以这些事实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榆关即今河北省东部的山海关。碣石应当就是今河北省昌黎县东南的碣石山。蓟北，指蓟州（今北京密云）以北。契丹故地在今内蒙古中部。张守珪从范阳（今北京）出兵和契丹作战，取道碣石以出榆关，征人思乡，则从蓟北回首，这都是符合当时情势的。在这篇诗中，和上述三个地名发生矛盾的是大漠、瀚海和狼山。大漠和瀚海指今内蒙古中部到西部的沙漠地带，它们位于契丹的西边，按照唐人从沿海进军的道路，是不可能也不必要飞羽书于瀚海的。至于狼山，也就是狼居胥山，则更是远在今内蒙古西部，与契丹全然无涉。由此可见，后举三个地名乃是用典而非写实，即以汉人和匈奴作战暗喻张守珪和契丹作战。榆关、碣石等地名则是一个现实的系统，而瀚海、狼山等地名则是一个比拟的系统。但四句连贯而下，浑然一气，只有细加寻绎，才能使人感到在方位上有问题。
从文艺史实来看，作家们在其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或社会的生活真实，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因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就不止于唐代边塞诗中的地名有方位不合、距离过远这种现象。沈括《梦溪笔谈》云：“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有雪中芭蕉。此难与俗人论也。”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袁安宁愿僵卧雪中挨饿，也不肯在大家都困难的时候去乞求帮助，增加别人的负担这一主题，画家实写了雪景，也写了当地雪中所不可能有的翠绿色的芭蕉，以象征主人公高洁的品格，显示出他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也没有被困难压倒的精神。这样，就比只一般地去写出雪中萧条寒冷的景象，更加有效地塑造袁安的形象和表现作品的主题。
在《红楼梦》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在北京，却掺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有很多江南的风光”。成为江南风光突出的表现的，是栊翠庵的红梅花。第四十九回的回目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第五十回又写了薛宝琴等人作《咏红梅花》的诗，并由宝玉去庵中向妙玉讨了一枝梅花。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同意《红楼梦》中存在着这些“回忆想象的成分”的。他们有的举出许多书证，考出“北方亦可植梅”，企图肯定这部小说在细节描写上的绝对真实性。总的来说，俞先生所言，“此等处本作行文之点缀，无关大体，因实写北方枯燥风土，未免杀尽风景”，这是对的。若单就这两回赏梅、咏梅而言，则它是作家所乐于描写的众姊妹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有海棠社、菊花诗、螃蟹咏；在这之后，又有桃花社、柳絮词。它们写的是秋、冬、春三个不同的季节，在自然景象和人物心情方面都显示了各自的特色。按照曹雪芹的美学观点看来，在大雪以后放晴的天气里，还有什么花木比盛开的红梅更加鲜艳和吸引人呢？又还有什么安排比将雪中盛开的红梅放置在那位外冷内热的妙玉的修行之处更富于象征性呢？它不但使众人赏雪赏花的兴致受到鼓舞，他们的生活情趣和新加入姊妹们行列的薛宝琴等三人的诗才得到表现，而且还进一步地暗示了妙玉和宝玉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即使红梅本非大观园中所能有，但在这两回书里，却成为非有不可的事物了。
现在，我们应回到本题上来，研究一下出现在唐人边塞诗中的地理上的矛盾现象。唐代诗人们之所以不顾地理形势和军事行动的实际，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的情况，很显然地是为了更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个主题。由于汉、唐以来，中国和外国，汉族和非汉族在相当长远的年代和非常广阔的区域里有过情况极其复杂，和战都很频繁的接触，所以诗人们在反映当前事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事件，在反映某一边塞地区的时候，也往往会联想到另一边塞地区。作品中出现地理方面的矛盾现象，是和用典这一艺术手段分不开的。汉是唐以前唯一的国势强盛、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帝国；汉唐两朝有许多可类比的地方。因而以汉朝明喻或暗喻本朝，就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总的说来，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既然古代诗人们不一定要承担提供或绘制历史地图资料的任务，那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也就无妨忽略这些“错误”了。
我们都知道，艺术的真实是根源于生活的真实，所以在创作中，作家们应当尊重历史和生活的真实。但是艺术又并非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机械的翻版，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点一滴地都符合生活真实及科学要求。只有并不拘于现实中部分事实的真实性，才能够获得更高级、更集中的典型性。
（摘编自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