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机器文明绝对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孤立的。只有把它放置于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那种认为只需要几个发明家就能让18世纪的英国机器轰鸣的想法显然是太拙劣，连小孩子都骗不了。所有现代技术的关键工具，如时钟表、印刷机、磨房、指南针、织机等，在其他文明中都有。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希腊人远在北欧人之前就在许多领域中率先使用机器，掌握了大量技术，只是并无“机器体系”这个概念。作为机器体系发展核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也许正因为它们并不源自西欧文明，在这里也就没有天敌，就像不远万里来到南美潘帕斯草原的加拿大蓟属植物一样，生长得格外迅速、蓬勃。

在机器出现的最开始的700年内，时空概念的变化对现代机器体系的成形有关键的作用。寺院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出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当时世俗反复无常、飘忽不定的时间观念相反，僧侣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按规定时间，每天重复无误地进行着。机械钟表传出寺院，按时传送的钟声使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性。钟楼上的大钟标志都市的存在。从遵守时间到按时服务到按时记账再到按时分配，在这个进程中，时钟走出宗教领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起关键角色。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典型符号。其标准化与自动化让它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是带头的，即使到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时钟还是一种有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就人的机体而言，机械时间更显得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人类生活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脉搏、呼吸都与人的情绪和人的活动有关。对于长达几天的时间间隔，人们往往不用日历测量，而是用其间发生的事件来度量：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农民用播种和收成来度量。如果说生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和规律，制约生长的不仅是物质和运动，还有生长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演化历史。机械时间展开来是一连串数学上的孤立的时刻，而有机体的时间，柏格森称为时段，其效果是累积的。在一定意义下，机械时间可以像时钟的指针或者动画的一个个画面，向前或向后走。而有机体的时间，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这样一个周期。

根据桑戴克的说法，公元1345年，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划分成60分钟、将一分钟划分成60秒的做法。正是这种将时间划分的框架，愈来愈成为人们行动和思考的参考点。到16世纪末，在英国和荷兰已经出现小型家用时钟。像汽车和飞机一样，有钱人首先使用并将其普及。新资产阶级最早发现时间的重要性，用后来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要像钟表那样有规律”，这是资产阶级的理想。文明节奏的加快，要求更大的动力；更大的动力，进一步加快了节奏。但是越来越快的节奏却不一定能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带来好处。机械化大生产对于时间的严格把控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之以机械时钟为参照，按照严格的时间对自己的饮食、睡眠、娱乐进行规定。这种“机械陈规”形成了一种对人们精神的压抑。

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为时钟所左右，他们视守时为一种天性。守时，曾是专门由音乐来完成的任务，但是机械时钟的效果更普遍、更严格：它管理一天的安排，从何时起床，到何时休息。我们可以将一天看作一段段抽象的时间，在冬夜，不必跟着鸡鸭归窝而上床睡觉。人们发明蜡烛、煤油灯、电灯等，在一天任何时刻都可以活动。这样，人们不再将时间看作是一系列经历，而是看成多少小时、分钟、秒，这样就开始有增加时间和节约时间的习惯。时间有了封闭空间的特点：它可以分割，可以充满；通过省力的器具，时间还可以扩大。

抽象的时间成为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通过将一天发生的事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协调人们彼此的行动，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要是今天没有时间的协调，整个社会将很快遭到破坏，直至崩溃。现代工业体制没有煤、铁和蒸汽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钟表更加不行。

（摘编自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