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乡土文学的概念内涵产生了新的挑战。自1990年以来，随着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乡村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传统乡村生活的状貌正在逐渐失去。从文学角度来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化，传统乡土文学作品会进一步减少，很可能难以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学题材而继续存在。
据此，有一些批评家认为乡土文学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面临消亡。其实不然，乡土文学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即使是在传统乡村逐渐消逝的背景下，它也有存在的一席之地。它并不随乡村面貌的改变而消逝，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中拓展自己、转换自己。具体说，在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今天甚至是不久的将来，“乡土精神”应该成为“乡土文学”最基本的核心，构成这一概念的灵魂。
乡土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乡土的热爱和关注，这是乡土精神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只有对乡村和乡村人的关爱，才能呈现出乡土的内核。二是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与认同，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姿态，或许它不是现代的，但却是与乡土内在关联的。当然，它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发散性，如对人类生态的关注，对现代文明缺陷的批判等，都是与之相关联的主题。三是对一些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的揭示和展示，而“乡土文化”这一概念中包含有多元因素，文学应该张扬其中的美善一面，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质朴人性的认同，张扬人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强调人情、人伦，对人类精神价值表示尊重。有人更习惯于用“乡土文化”来指称乡土文学的内涵，实际上，乡土精神比乡土文化更合适。乡土文化内涵的指向性更单一，也更保守；乡土精神则更抽象，与传统乡土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要间接和深远。换言之，乡土精神虽然以乡土为基础，但它并不局限于传统乡土文化，它能够吸收现代精神的因素，对传统乡土文化有扬弃和现代的改造重生。比如说，乡土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包含一些粗俗低级的内客，也有很多滞后于时代的因素，但是乡土精神对这些因素和内容是拒绝和批判的，它更侧重于乡土文化中积极的、与现代因素相融合的一面。
(摘编自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
材料二：
80年代文学重述乡村历史，在书写的时空上相对短小和狭窄，9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敞开了更宏阔的时空，乡土与乡土之上的人的命运也更为复杂和曲折。加《白鹿原《笨花》等是表现乡土中国的重要作品。李佩甫的《羊的门》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均截取了较长一段时间，以此呈现一个自然村落的历史变化和伦理格局的动态变迁。尤其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超越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现代史叙事的局限，从民族文化心理切入，在繁复的人物关系中描绘中国现代历史风云。在《白鹿原《羊的门》中，乡土不再缄默，时代的变迁给乡土注入了更具复杂性的历史内容。在动态的历史变迁中，乡土的变化与城市的发展都是现代化叙事的重要内容。
“新乡土文学”在重述历史的同时，也深度介入乡土现实，乡村的现代化历程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中得到更充分的呈现。阿来的《机村史诗》以6部既独立又有关联的作品构建了一幅藏族乡村的长卷，在50年的时空中写出了乡村的命运。阿来在审美上再次回到“人的文学”层面，坚持“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并重新定义了“史诗”的概念，记录与表现社会变迁的轨迹和方向。
此外，“新乡土文学”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乡土现实，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新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点。现代文学时期乡土文学中隐含的城、乡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更为凸显，农村人进城(镇)的故事，成为“新乡土文学”的一种主要书写模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路遥的《人生》等。在这类作品中，城乡之间现实存在的差异瓦解了对乡土作纯然抒情和理想化处理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前景和困境以及乡土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和尴尬。高加林集中了现代青年坚毅自信和农村子弟踏实奋进的品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成了他矛盾性格的底色，其背后涉及的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很可能是包括路遥在内的那一代人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
如果说80年代的乡土中国是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之间选择了现代和开放，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便无法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叙述乡土中国的文化或精神特征，此时的乡土叠加了更多复杂的因素。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冲突虽仍然存在，但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中国”具有了多面性，这是9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具有多种面向的现实基础。在“新乡土文学"以巨大的热情表现乡村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以深刻的忧患意识面对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中的困境。在李锐的《太平风物》中，作为农耕文明的象征，“农具”既是器物，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人与土地因此血肉相连。这样一种亲和关系，在工业化之后逐渐消失，农具已经锈迹斑斑。“农具”的历史诗意和现实困境，正是乡土中国的当下矛盾所在。
(节选自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主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