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茹志鹃

天没黑净，上弦月便已挂在东山顶上。我紧了紧肩上的医药包，更加紧了步子。红山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张家冲，还有四五里路呢！

张家冲我没来过，但它在我的感觉上却十分熟悉。早在一九四七年，我们和敌人“摆龙灯”的时候，曾经在张家冲拉过锯。不过那时我正患夜盲症，夜里行军都是大姐扶着我走，所以那次经过张家冲，而且还在张家冲小休息了一次，我却什么也没看清楚。

那时候，敌人刚从张家冲退出不久，整个村，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人声，连狗叫的声音也没有。大姐和我靠着一棵树坐着休息，不远处好像有一条溪水，在哗哗地响，头上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骡子的嚼口，偶尔弄出一声“叮当”。休息完毕，大姐拉我走的时候，我听她长长地透了口气，轻轻地说了声：“毁了，全毁了吧！”我不知她是在发恨还是感慨。说完话，她脚下不知给什么狠狠地绊了一下，我跟她一起冲出好远才站稳，接着，她又是那样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这事后，我才知道大姐原是张家冲人。

大姐是院里一个普通的护理员，院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同志都尊敬她，管她叫大姐。那时我年龄还小，只十六岁，爱唱爱跳，是哪儿热闹就往哪儿跑的一个小鬼。而大姐却沉默寡言，三十四岁的人，看起来倒像有四五十岁了。背驼了，头发也有些花白。大姐见人只会憨笑，很少说话，然而却常常跟我谈谈，也比旁人了解我。我喜欢唱歌，大姐悄悄地帮我收集歌纸。我爱唱歌，但自己也知道唱得并不好，别人有时候也说我几句俏皮话，可是大姐就爱听我唱。每当我们在河边洗绷带的时候，大姐就会说：“小鬼，唱一个吧！”我也就放声唱起来。只有在她面前，我才唱得自如痛快。大姐听得很入神，手里常停止了动作，两眼呆呆地盯着远处，好像在仔细地听，又好像完全没听，只是在想她的什么心事。张家冲对我来说，虽然是人生地不熟，但因是大姐的故乡，所以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到这里来，当然主要是了解公社里建立医疗站的情况，但在我内心里，更重要的是要打听大姐的消息。

大路傍着山，弯弯曲曲地伸过去，山顶上还设有一个白色的小气象台。路的这边，是一大片已熟的早稻，稻子在田里小弯着腰，看样子，马上可以开镰收割了。天逐渐黑了下来，萤火虫在稻叶上飞来飞去。我觉到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簇新的气氛包裹着我，这种清新的气氛越浓，越是使我想起这是大姐的故乡。

其实，大姐和我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怎么也忘不了她，特别是她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这是我来医院工作的第二年春天，那次大姐带了几副担架，要把伤员送到后方去。不料中途情况发生变化，竟与敌人遭遇上了。后来据跑出来的民工和伤员说，发生情况时，大家正在一条田埂上走，四面不靠村子，庄稼也不是长得旺盛的时候，根本没地方隐蔽。大姐即抽出两个手榴弹，掩护担架撤退。幸亏这天正好是个月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担架就横插到山沟里，爬上了山。当担架刚爬到半山上，就听见那里响起了手榴弹声音，接着，就是成串的枪声。一会儿，手榴弹声音没有了，枪声也沉寂了，但却听到一个女人细而高的声音在唱。有的说唱的是山歌，有的说唱的是当地的民谣。总之，大家都听到有个女人在唱，声音很高很亮，在夜空里传得很远很远……

到底是谁在唱？在敌人面前毫无畏色地高唱？是谁呢？？那里除了大姐以外，确确实实没有别的女人。是大姐在唱吗？大家又不敢相信，大姐平时说话都很少，别说是唱歌了。于是大家在沉痛之上，又加上了这个谜。第二天，领导上派了武装到发生战事的地点去找大姐的尸体，竟没找到，只找到了两只手榴弹的线圈和许多敌人的钢盔、水壶及子弹壳。但我还是暗暗地等着，每次行军做路标的时候，也做得特别仔细。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姐依旧会那样憨笑着，突然向我们走来……

在大姐失踪以后，我精神恍惚。领导上这时又要我写个大姐的简历，要进行追功。平时我自认为很了解大姐，但一提笔要写的时候，却又什么也不清楚。我向老同志打听，老同志也说不出大姐到底是如何入伍、家在哪里，光知道她参加部队并不久。我又找到组织干事小俞，小俞也只知道某年某月大姐立过二等功，某月某日又立了三等功这些，另外就给了我一张大姐的简历表，表上只在姓名、年龄下面写了“未婚”二字。我打开她遗留下来的背包，背包里只有几件半新的军衣，一双新鞋。除此之外，衣服里还夹着一张二十四开的白报纸，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几个大字：“我要参加共产党。”第二行只写了一个“我”，下面就没有了，好像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这张纸下面是几张歌纸，这大概是为我收集的。

大姐，大姐，告诉我，你想说的是什么？……我寻找、搜集大姐的一切资料，但结果只是越加地怀念，别的什么也没有。

一九五九年二月

（节选自《高高的白杨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