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追光动画出品的《长安三万里》在2023年暑期大火，引发中国观众全年龄段的观影热潮。专家和坊间的评论都指向了作品的中国特质。

《长安三万里》选取了唐朝作为故事背景，但是突破了“唐”作为一个王朝的政治属性，将重心放到空间上，以多样但关联的地理空间来呈现更宏阔的“中国”这个国家属性。

“长安”是一个地理空间，属于当时中国的中心；而“三万里”显然是一个虚指，是被长安影响下的中国。影片一开始，就是老年高适所在的一个人迹罕至的“边陲”的视觉意象，边陲战事直接关系长安的安危，需要通过边疆战争，吸引吐蕃军力来解长安之困。这一场戏中，反复出现的长安一带的地图以及持节监军的到来，无不体现着空间的关联。影片中有很多这样暗处着墨的细节，比如：青年高适第一次去往长安之路，清晰地向观众叙述了地理方位图“从广陵出发西行，到洞庭湖”；身在广陵的李白所写的《采莲曲》已经出现在长安歌女的表演中。有历史学家认为，“各区域之间因为壤地相接，并无难以跨越的障碍，以致文化发展与其相邻文化经常相互影响，甚至逐渐融汇”。

除了地理空间，人物设定也同样表现出一种“中国性”中的复合与杂糅。电影采取了“双男主”的人物设定，一位是以边塞诗为国人所知的高适，另一位则是出生于碎叶城的李白，他们的身份就显示着一种模糊的边界。影片还勾勒了哥舒翰这一藩将的形象。作为突厥的后裔，他忠诚于唐王朝，强调“藩将并非皆是叛臣”。影片无意于对唐朝时的边疆局部战争、安史之乱、永王之乱做正义性的评价，而是在一种更宏阔的层面观照中国历史。“中国性”的呈现并非要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去判断历史。

众所周知，唐代是杂糅性非常强的一个朝代，贸易通商使得唐朝的文化中有很多外来的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同样以糅合的方式出现在《长安三万里》中，由此被识别为“中国风”。在漫长的历史绵延中，唐代有很多被具象化了的中国符号，我们能从舞者的花靥、花钿中轻松地识别出“中国”，而不会单纯觉得这是西域舶来品。多元经验构筑起我们的历史思维，“中国”并非单一的民族化。

（屠玥 闫虹《＜长安三万里＞：一个诠释”中国性”的角度》节选）

材料二

为强化故事生动性，《长安三万里》虚增了李白教授高适相扑术的情节，还将高适塑造成擅使长枪的高手，为了平衡性别虚构了裴十二，并多处改动历史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但主要情节和人物命运不违史实。《长安》上映后，网上对于影片中种种不符史实之处争论不休，多数人持赞同至少是容忍态度，但也有斥责批评乃至“要求制片方道歉”的炒作。

其实历史剧的重构改编是传播策略的重要内容。如果将史实作为左边的一极，将虚构作为右边的一极，考察影像作品改编与史实的关系，可以区分出历史剧改编的不同的文本传播模式（见图1）。最左边的可称为史志模式，以复原史实为追求，致力于叙述历史真相，并不追求叙事的曲折与情节的动人，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历史纪录片；往右则是演义模式，是民间对官修史书的通

俗化演绎，方便普通大众阅读传播，达到易风化俗、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央视拍摄的《三国演义》等大致忠实于原著进行拍摄，可以认为遵循了这一模式；再往右是正剧模式，也即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模式，按照大致的历史逻辑，重新进行虚构演绎，以表现时代精神，阐释主创者眼中的历史伦理；再就是戏说模式，抛开历史史实进行大幅虚构，以曲折的情节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比如《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第五种仙魔模式位于最右侧，只是借用历史人物之名，敷设仙侠魔幻故事，比如《封神榜》《狄仁杰》系列。

图1影像作品与史实的关系

《长安》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文化传承的电影，它将48首观众耳熟能详的唐诗精巧地嵌入剧情之中，并借高适之口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在”，将这种传承主题提升到家国观念和文化认同的高度。《长安》一片中的李白和高适相识于青年时代，他们乐观进取、相互砥砺的精神状态极富感染力。这种面对逆境毫不妥协、匹夫不忘投身报国的理想情怀可能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唐气象”的时代精神。影片最后高适与书童做关于“长安”的猜诗游戏，以及影片结束时以字幕大量呈现关于“长安”的唐诗，其实点出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杰出诗人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与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爱国将士所做出的事功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这种定位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代表了动画电影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这也是当下所有口碑和票房俱佳的影视作品的共同特征。

（陈可红 马晨荇《＜长安三万里＞的文化再生产及传播逻辑》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