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代,随着兼并不断,此前较小的国,这时多已灭亡;诸大国地益广,兵益多,进而互相吞并。而位处不同区域的华夏政权楚、燕、赵、秦等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出现同源共祖的观念,为秦最终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打下根基。
——摘编自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史》
材料二:自秦朝中央集权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秦开创的地方治理体制成为其治理的又一大特征……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武帝采取有效措施使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因为(中央)集权的成功,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三:秦汉时期内地与边疆的文化、经济、社会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大一统理念难以迅速贯彻于殊俗绝域,因此过渡性治理政策便应时而生。 如秦以天下为郡县,但在征服岭南三郡后,仅设南海尉而不设郡守。两汉针对西域与东北的殊俗,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摘编自卜宪群、袁宝龙《秦汉治边智慧》
材料四:朱绍侯认为,秦统一以后,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郭沫若指出,自从秦统一以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某些时期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统一始终是历史主流。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与我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有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郭沫若《中国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