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中华文明进入夏、商、周有朝代的历史时期时，虽然经历不同朝代更替，但文明社会的核心内涵却一脉相承，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王权社会”。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夏商周，还是秦汉至元明清，都是以“王”为中心。从夏王、商王、周王这些帝王，到秦代以来的高度集权的皇帝，王权都是社会统治的核心。后代都会追认甚至祭祀前代帝王以求获得政权的正统性，后世都城中的历代帝王庙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礼乐文明或者礼制社会。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的独特统治模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特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讲礼仪、重礼节，还在说我们是“礼仪之邦”。第三是文字或者汉字。文字是文明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载体，尤其作为中国文字的汉字，从甲骨文开始一直传承到今天。山西陶寺遗址还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用朱砂书写的文字，这种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与甲骨文属于一个体系。总之，传承几千年的汉字，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明证和繁衍发展的记录。
（摘编自高江涛《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材料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考古工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礼仪与礼制文明的形成。特定的礼器与礼制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龙山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更成体系的礼制并使用成套的礼器。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发展更加完备，出现了“礼”“乐”的实物体现，礼制作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自此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中华文明早期礼制的出现，对商周的德治思想及后来儒家的敬天法祖、仁礼并举、忠孝节义等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制文明在稳定的礼器系统和完备的礼制建设中不断发展，并不断在世界范围燃亮中国礼仪之光。
文字的创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河南洪山庙、阎村遗址出土大量故事类彩陶图案，揭示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存在一个“文字画”时代。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公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少量的文字资料。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铭文字形与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字形存在明显差异，而是取象于二里头文化的礼器，表明它们的创制年代应该是在二里头时期，这为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从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勾勒出早期中国文字连贯有序的演进序列：夏代的文字在商朝早期延续下来，并在商朝后期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象形文字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对亚洲国家的文字、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明，也是世界人民眼中古老东方文明的一个表征。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同时，仰韶文化的丝绸工艺还传播到周边，甚至影响到长江下游等地区。粟黍农作最早驯化后，在仰韶文化时期迅速传播至整个黄河流域。此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粟作农业向西传播至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亚起源的小麦、大麦经河西走廊传播到黄河流域。西渐的粟黍作物和东传的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人类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礼制的定型、文字的创制，还是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以及史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关键线索与代表物证。在这一过程中，村落渐为邦国，线条终成文字，祭祀催生礼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质和格局逐步确立，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石就此筑牢。
（摘编自袁广阔《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