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夏朝时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品格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守正。工正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守正的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现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是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还体现了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汉代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光芒。唐物的定名也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如“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态势。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创新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和应用,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经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明
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承袭元代,工匠群体以世袭匠户为主,处境极其困苦;明中期国家对工匠制度有所调整,工匠群体以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为主,工匠处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较为松散,工匠的处境较为宽松,工匠群体中文人突起,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漆工黄大成、木工蒯祥、瓷工童宾、军匠杨埙、雕工鲍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的科学精神,出现了罗盘匠吴鲁衡、针神沈寿、发明家黄履庄等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精神品格。
“如切如碰,如琢如磨”。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实现者、体现者,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潘天波《中华工匠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