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 “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 “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 “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 “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