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离不了孔子，今天仍然要学习孔子，是因为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表述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孔子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他的思想中，保留在他的著作中。第二，这种生活方式是“独特而合理”的：独特是指特殊性，和世界其他文化不一样；合理是指合宜性，非常适合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将政治和道德的内容加入其中，彻底转变了儒的内涵，将其由术士上升为一个学派，使之成为先秦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
对周礼的态度与其他学派不同，是儒作为一个学派最明显的特点。礼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人认为，鹦鹉能够讲话，但仍然是鸟；猩猩能够讲话，但仍然是兽。如果没有礼，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禽兽没有礼，所以乱伦胡来。圣人不忍心看到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中，于是以礼教人，使人有礼，从此有别于禽兽。
世界上不同文化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都由野蛮进入了文明，但走的路线不同。欧洲文明走的是契约路线。古希腊有很多独立的城邦，城邦中的个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他们共同选举自己的代表，与之订立契约，让被选举者来管理。这种背景决定了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属于契约关系。这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的根本特征。与此不同，中华文明走的是礼的路线。钱穆说：“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礼掌管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既是家庭的准则，也是国家的准则。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即在于这个“礼”字。这个道理，西方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孟德斯鸠说：“他们(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意思是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礼，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与西方文明大为不同，具有强烈的特殊性。
“中华民族”这个词，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但什么是中华民族，却大有讲究。民族原本是一个血亲的概念，特指拥有一个共同祖先，沿着血亲不断发展，内部有着密切血缘联系的群体，如犹太民族、日耳曼民族、蒙古民族、朝鲜民族等。中华民族则不同，它包括56个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很多并没有血缘联系。近代以来，在与其他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现象，逐渐将中华民族归为一个文化概念。华夏(中华)之名，不是指一个地域，也不是指一个血统，而是指一个文化的族名。“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中华文明重礼仪，礼仪为大，大就是夏。因为重礼仪，所以有服装之美，美就是华。华夏二字含义相同。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就是这个意思。中华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走的是礼的路线，礼是其核心的特征。凡是认同这种文化的，在历史上都可称为中华民族。
礼是用来治国的，这是礼最重要的功能。一般认为，礼字起源于祭神。“褴”字从示从业，“示”与祭祀相关，“业”代表案几上放着供品。后来又由祭神、祭祀转移到人。周代制礼作乐之后，有吉、凶、军、宾、嘉之礼，更加系统，治理国家之责全系于礼之上。先秦时就有礼是“国之干”“国之纪”和“国之常”的说法。“干”“纪”“常”都是针对治理国家而言的。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不能离开礼，礼是国家的基本骨干和基本纲纪。
除了治国，礼还有教人的功能。由野蛮进入文明，作为个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必须懂礼。懂了礼，按照礼的规矩做事说话，言行视听，就有了教养，成了文明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君是发布号令的，臣是俯首听命的，父亲的责任是慈，孩子的责任是孝，哥哥的责任是爱，弟弟的责任是敬，丈夫的责任是和，妻子的责任是柔，婆婆的责任是慈，媳妇的责任是听。这些都由礼来规定。遵从礼做事讲话，人就显得有教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懂事”，反之别人就会批评其“不懂事”，与野蛮人无异。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但道德必须依靠礼来表现，没有了礼，道德就无从讲起。
因为重礼讲礼，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家风。耕读传家，家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一个家庭好不好，与家风好坏有直接关系，而家风好不好，关键又在于是不是重礼。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大提这个了。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先富了起来，但因为重视家风的传统断裂了，这些家庭的家风出现不少问题。这些年，家风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是向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表现。
总之，我们今天仍然离不了孔子，仍然要学习孔子的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伦理社会，离不了礼的文化。礼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如何既保留传统的优势，又学习西方的优点，走出一条既不完全同于传统，又不完全同于西方的崭新之路，极大地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不得不提交的历史答卷。
(摘编自杨泽波《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