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求达不求闻”，是孔子赞赏的立身行事的信念和原则，其间也包含了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性与特质。《论语》载，子张问孔子，士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达”呢？孔子反问子张；你所问的“达”何所指呢？子张说：我所理解的“达”，是知名于国家，知名于乡邦。孔子说：这是“闻”啊，哪里是“达”？孔子强调，“达”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而“闻”则与此大相径庭，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闻”指社会知晓度，而“达”则指“质直好义”，包含道德的成熟和品格的完善之意。诚如朱熹所注：“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显然，“达”是向内的，追求的是自我的成长与“成人”。故朱熹又说，“达”要“主忠信”，行为合宜，谦虚低调，处事慎重，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与此相对，“闻”则是向外的，务求人知，博取名声，其间难免务虚矫饰，表里相违。

“达”与“闻”不同，故孔子舍“闻”而取“达”。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应反省、自责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不要担心、顾虑不被人知，更不应焦虑自己的名声不足。显然在孔子看来，求“达”的君子，是内在自足的，也是内向务实的，故无意于外在的虚名。因此，孔子特别主张君子应忠厚笃实，少说多做；君子还应言实相符，言而过其行，在君子那里是可耻的，要做到言出有物，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说，说过的事情则必须做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谓“无所苟”，意即力戒虚浮，更拒绝为了所谓“闻”而虚张其词，夸诞其语。

孔子之所以强调君子应求“达”不求“闻”，在逻辑上与他倡导的君子“为己之学”密切相关。“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上述语境中，“为己”即实事实做，治学是为自己的学问和道德进步，而“为人”，则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即只意在邀誉而已。孔子借古讽今，欣赏“为己”，鄙薄“为人”，而前者是“君子”应有的品性，后者则是“小人”的机巧和敷衍，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所谓“求诸已”，在孔子的思想中，首先意味着主动而自觉地追求道德之善，这种追求不是被迫或受利禄诱惑的，而是自觉自愿的，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其次，“求诸已”意味着乐观进取，“为己”之学不在博取外在的名声或功利，而专注于“闻道”和“怀德”，寄意于“为圣成贤”，故洋溢着向上向善的追求，它是充实而快乐的。再次，“求诸己”还意味着严于律已，时刻坚守君子的操守与德行，不会在外在虚荣的牵制下俯仰迎合、弄虚作假。因为，君子“求达”而学在“为已”，必然要求内在的真实和诚实，即“吾日三省吾身”，在自我检视与反思中，严于律己。不论身处何种境况，“求达”的君子，会自觉为仁，并以此为信念，不在意浮名虚誉，永远做个真诚、纯粹的人。

(摘自胡发贵《君子“求达不求闻”》)

材料二：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已”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意交出的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仲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已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展，居是所，而众里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决不放松的。孔子并不像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他不像耶稣或中国的墨翟，一放不能收。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