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即“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其中“兼爱”是核心,是其一切政治法律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内里所涵摄的平等意识,值得挖掘和珍视。
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使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人”(德国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兼爱”说首先是对无等级的氏族时代的缅怀与追思,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理想的绝唱。墨子对当时社会的混乱痛心疾首,针对“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这一问,他回答:“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兼爱下》)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和“自爱”。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墨子目睹并亲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离乱痛苦,以一介布衣之身,满怀天真美好的愿望,企图借兼爱之说消弭战争的硝烟。“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大到一国,小到一家一身,唯有兼爱方能杜绝一切“祸篡怨恨”。这种天真背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跃然纸上,而隐含的平等观也呼之欲出,因为兼爱之说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沁润着平等意识。
其一,爱无等差。“‘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谓尽人而爱之。”(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兼相爱”要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无分亲疏、贵贱与贫富,所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无分彼此厚薄,将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尊重和爱护。为什么要“兼爱”呢?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法仪》篇说得更明确:“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对每个人都平等以待,“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从而保护每一个人,不准肆意“相恶相贱”,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可见,“墨翟所讲的兼爱含有反抗压迫和等级歧视的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其二,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不同,后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主张仁爱有等,“轻重厚薄”有别;前者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基础,以“爱无差等”为原则,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儒家的爱发自内在心理的“仁”,以伦理为本位;而墨家的爱源于外在互利的“义”,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儒家的爱重“别”,“别”者区别也,注重远近、贵贱、亲疏、上下之别;而在墨子看来,“别”是祸乱之源。“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墨子的爱重“兼”,《说文》释“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并持二禾而不专持一禾,隐含互相平等、相互尊重的意味,这是一个涉及人的平等性问题的概念。墨子视爱人若己为兼,亏人自利为别,并据此作出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区分,主张“以兼为正”“别非而兼是”,通过“兼以易别”(《兼爱下》),达到人格平等地位的最终实现。
材料二: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对陈伯达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视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表达了他对墨子的高度评价。
陈独秀也推崇墨子,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李大钊赞同墨家“节用”的经济主张,认识到“《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侈为主旨”。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家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他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去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