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②“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③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④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⑤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的《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①苏格拉底把演讲术归结为“马屁术”，这也许是愤激之言，因为说理和说服不一定是拍马屁，而拍马屁也不一定总是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本着务实的精神肯定了演讲术的公共用途与伦理价值。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开头，他指出，城邦政治和文明的生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拥有公民美德和逻辑思考的能力，足以区分是非，区分公正与不公正。这种信念是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如果把人类当作没有头脑的一伙，公民政治就没有必要，和平秩序也就没有前途。
②这样看待说理技艺有其重要的公共生活意义，而且也关乎当公民和做人的道理。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人们用话语，而不是武力影响别人，解决争端。这时候，用语言说服别人就成为公民责任。只有用话语来维持和维护和平的社会人际关系，非暴力的社会秩序才能长久存在。在雅典，公民争取其他公民的尊敬和赞同，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使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这才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公共需求。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学习说话是一种相对高等的教育，它使人们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③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就是质朴，文就是文饰，史就是虚浮不实。孔子是说，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一份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④所以，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他和苏格拉底称善辩的智者是强词夺理、制造假象的魔术师，他们自己要运用的是论辩术，要把论辩纳入真正符合逻辑思维的轨道。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比柏拉图来得现实，但他仍然非常强调修辞伦理的一面。不劝人做坏事，这便是修辞术和说服行为的伦理底线。亚里士多德写道：“如果目的是好的，那么能言善道便是值得称赞的技艺；如果目的是坏的，那就成为一种伎俩。”
（摘编自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四十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