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的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治此学的条件。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无视于“红学”之极大独特性而总想把它拉向一般化，最好的例子可举海外的余英时。余教授曾著专文倡言“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并以此而名扬寰宇。在他看来，已有的红学一无是处，尤其是考证派已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故必须“革命”，而他的革命口号却是“回到文学上来”——他认为红学研究只应是一种文艺方面的事，别的都是错了路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无视于“红学”的独特性而要把它向“一般化”靠拢。其实余英时倒是个研究文化的高层次的教授（如对胡适的思想有所评论等等），连他都那么看待《红楼梦》，则其他同类论红之人可推而知了。文学，文学，它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文化底基涵蕴、历史环境、作者心灵神智，又能有何等真知灼见可以启迪学人呢？长时期评赞《红楼梦》“艺术”的，仍然离不开“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等等之类，这倒看起来满像“文学”了，难道余教授会满足于这样的“回到文学”而以此排斥其它层面的研究吗？
我所列的第二条悲剧性，一方面与第一条有关联，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学术的普遍水平的事情。前者，至今连这“红学”的特定含义在大教授那儿都扯不清，则势必产生真红学与假红学的混乱。“文学”范围的一般赏析评论不必说了，即如对小说作者的生卒与祖籍来作些考证——这其实也是一般从事文史工作者的起码“基础课”，可是现在这也成了“著名红学家”，可见这一“界”的“家”之滥竽之地步了。
归结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必虚。
（摘编自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材料二：
周汝昌先生于1982年发表了《什么是红学》的演讲，提出两个观点：1.“红学”有其特殊性，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不一定就是红学。他说，“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红学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说学，它却补充和丰富一般小说学。一般小说学也不能代替红学。”2.“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学。周氏的观点非常明晰：“红学”是一种独特的学问，不同于小说学；“红学”指曹学等四学。
应必诚先生在80年代那篇《也谈什么是红学》中说：“《红楼梦》作者、版本文献的考证和《红楼梦》作品研究是红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研究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意义，因而是必要和重要的。”“但《红楼梦》作品的研究是红学的主体，《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不能脱离《红楼梦》作品的研究。”“红学何为？就是用美学的、历史的方法，包括运用作者版本考证的研究成果在与时代历史、文化环境、思想思潮、作者身世、文学传统以及与读者的联系中，去阐明《红楼梦》审美艺术的创造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阐明《红楼梦》的审美个性和艺术风格等等。”
应文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在这里，应氏以他自己的“红学”概念界定去反对周氏在另一种“红学”界定下的逻辑展开。周氏的“红学”界定是否隐藏着否定“《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的动机，他自己并未明言。他只是说这种研究是属于“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而不在“红学”的范围。周氏的红学界定与他一生的红学研究大致对应。面对周氏的红学界定，我们只能说其界定过于狭窄、过于专门化。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认为，周汝昌否定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
几乎对于任何《红楼梦》的爱好者来说，指出周氏的红学界定过于偏狭，这并不困难。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人既需要吃饭，也需要喝水。突然有一个人说，人不需要吃饭，光喝水就行了，喝水才是人最特殊的地方。于是大家纷纷出来反对，长篇大论、连篇累牍地说，吃饭和喝水是一种辩证关系，应以吃饭为主，喝水只是辅助的，但也不能缺少。如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法自是常理，但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耐心地听听对方的陈述，也许可以从对方的荒谬中找到更加科学的养生之道。
（摘编自陈维昭《“红学”何以为“学”——兼答应必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