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让五言诗创作和批评走上正轨，钟嵘尝试从五言诗的文体类属和诗体类属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从文体类属看，诗作为众多文体中的一种，有其独特的属性。钟嵘继承了陆机“诗缘情”、《毛诗序》“诗者咏吟性情”以及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认为诗作为文体中的一种，其本质在于抒发情感。故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这里所谓的“性情”“吟咏”“怨”即表达了钟嵘关于诗歌这一文体的本质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诗咏性情”的传统观点在当时已成人们的共识，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而裴子野《雕虫论》所谓“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则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钟嵘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他特别强调了诗歌吟咏之“情”的性质问题，即要抒发“怨情”“哀情”“悲情”。
再从诗体类属来看，五言诗作为众多诗体中的一种，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之后，已经发展成熟并取代了四言诗的主导地位。因此，钟嵘在回顾和总结五言诗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他的“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毫无疑问，钟嵘的这一观点具有独创性，它一方面顺应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五言诗的某些本质属性。比较而言，刘勰的观点就不免保守，《文心雕龙·明诗》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而稍后的萧子显则站在了钟嵘的一边，《南齐书·文学传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
这样，从文体类属的诗者“吟咏情性”和诗体类属的五言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两个层面，钟嵘为我们寻找到五言诗的本质属性。此即为五言诗创作和批评之根本“准的”。
（摘编自林英德《钟嵘〈诗品〉体论探析》）
材料二：
钟嵘是一个有个性、有理想的诗学批评家，他因不满当时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混乱局面，为确立诗歌评论的合理标准而撰《诗品》，因此《诗品》中对刘宋各诗人五言诗创作的品评体现了他独特的诗学思想。
“雕而无露”的自然思想。作为中国诗学理论重要审美范畴之一的“自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钟嵘的《诗品》便是以“自然”为理论核心，并且赋予自然“雕而无露”的内涵。一方面，这种自然观认为诗歌创造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用典”之风，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另一方面，钟嵘的这种自然观，并不是彻底否定文采，而是希望对辞藻适当地进行雕琢、锤炼而至于“自然”。被后世尊为最得“自然”之精髓的陶潜，钟嵘认为他的诗“文体省静”“世叹其质直”，多朴素自然的“田家语”，因而从“雕而无露”的自然观出发，把陶潜置于中品。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便相对全面地表现这种独特的自然思想，钟嵘评谢诗云：“譬尤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可见，谢诗能够由“辞彩”而返于“自然”，做到雕琢而不露痕迹。钟嵘欣赏谢灵运这种“琢磨之极，妙即自然”，因而把他置于上品。任何诗歌都需要通过主观的情思，因此完全“自然而然”的诗歌是不存在的。诗歌的“自然”必定包含着创造，而这种最高明的创造是不留雕琢痕迹的。
“情兼雅怨”的情性思想。钟嵘非常重视诗歌的情性，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以雅、怨为主。在《诗品·序》的开篇，他便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指出诗歌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性情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和感召，四时景物，社会万象，都可以成为人们创作诗歌的缘由，因此这种雅、怨情感的抒发也成为诗歌创作的根源。刘宋时期的诗人把情感作为诗歌表现的范畴，同时情感的抒发也产生许多诗篇，通过钟嵘对刘宋诸诗人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情兼雅怨”的情性思想。首先，钟嵘的“情”多以“悲怨”为主，是仕途不得志的人生状态下的情感宣泄。同时钟嵘也指出这种怨愤之情是在苦难的现实和个人遭遇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使诗歌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钟嵘评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可见钟嵘对陶潜的品评，着眼于其拟古和咏史诗中现实苦难和个人遭遇刺激下的怨情，同时也挖掘出其诗歌表现的深层社会内涵。颜延之出身于次等士族，在仕途上颇为不顺，钟嵘对他的评价是：“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可见苦难的人生际遇使他的诗歌具有深沉的情性。鲍照是刘宋时期寒素士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作品最直接地体现了他的真情实感。他对现实种种不平的怨愤，促使他写下《代贫贱苦愁行》等许多诗作，钟嵘谓“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便是对其不遇之志的同情。其次，钟嵘也重视诗歌中“雅”的情性。如他说颜延之“经纶文雅”，说谢庄“气候清雅”，而认为鲍照“颇伤清雅之调”，可见他反对过度的怨愤，而重视诗歌所表现的“雅”的情性。
“自然”和“情性”是钟嵘诗论的双翅。“自然”作为钟嵘诗歌风格论的第一要义，与关于诗歌本质论和发生论的“情性”联系密切，二者共同构成钟嵘独特的诗学理想。
（摘编自武金芝、赵彦辉《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