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嫂
王宗元
在柴达木盆地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李婉丽的上海姑娘。她是代表一个女子勘探组出席这次会议的——她们在唐古拉山区经历了极艰苦的七天七夜，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大矿区的初探工作。
“你现在蛮像个高原人了，”我说，“南方来的女孩子们，刚来很不习惯吧？”
“嗳唷，你问这个吗？”她活泼地挑起了右眉，“怎么说呢？给你说说高原给我的第一课吧！”
她就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天的傍晚，一辆货车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刚毕业的十七岁的姑娘，那就是我。自从噶尔穆上了车，我就觉得浑身发冷，许多关节作疼。想起人们传说的“高山病”，我心里有点怕，照这样疼下去，可怎么工作呢？
司机小刘说：“晚上赶到昆仑山口，”大约我的面色很难看，他又补充道，“不远，一百多公里！”
刚搭车的时候，小刘听说我是地质学校毕业的，自愿到高原工作，对我非常热情，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一串高原探宝的故事。
可我身上难受，实在没精神多说话。记得最难受时，我问过这样一句话：“刘同志，在那个什么山口，会不会有回去的车？”
他扭头看了看我，冷冰冰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汽车站长！”过了一会，他又嘟嘟囔囔：“哼，还不如昆仑山上的一棵草！”
当时我没听清他说什么草，只盘算着：是坚持往前走？还是真的返回呢？不知过了多久，猛听得小刘说：“喂，下车吧！”
我提着挂包迈出车门，腿一软，差点碰在车厢上，小刘赶紧伸手把我扶住了。在明亮的月光下，对面有一排小窑洞，两三只窗口闪出灯光。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小刘走到一个灯光明亮的地方，一掀门帘，就有一股热气扑上身来。
小刘说：“惠嫂，给你引来一位女同志！”
隐约看见一个身材壮健的女人走过来。“哟，真的，哪里来的这么个俊闺女？不舒服，先在我这躺一会吧！”说着像一阵风似的，扶我躺下去。
我忽然想起来的路上，有人说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远离人烟的高山上经营了一个“司机之家”，使长途跋涉的人们得到无限温暖。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你就在我这里睡吧，陪我说说话，老惠不在，领着勘察队找煤油去了！”惠嫂一面铺着炕，一面这样说。
“现在好些吗？”
我点点头说：“好多啦！”
“就是这么回事，撑两天就过去了。”惠嫂把下巴搁在枕头上，开始了她的讲述。“我刚来的时候，说起来笑死人！一下汽车我就哭了：这里成年八辈子穿棉袄，不长五谷，连棵树都瞧不见！老惠慢腾腾地说：‘眼下不好，咱们不会建设么！’我说。‘呸！等你这地方建设好，老娘的腿巴骨能当打锣捶了！’他生了气，骂我‘你还不如昆仑山上的一棵草！’”
“什么草？”我突然记起小刘的话。
惠嫂说：“他骂我：‘不如昆仑山上的一棵草’。啊！这是这块地方最厉害的一句骂人话了，你也听见过吗？”
我连忙摇了摇头，脸“刷”一下红到了脖根。“惠嫂，这棵草到底是怎么回事？”“去年，我那老头子修青藏公路，得了坏血病，带七个病号来这昆仑山休养。那会，这里是个转运站，只有两顶帐篷，许多人都想家了。他是个领导，想家也不能说啊，就自己到山坡上转，看见了这棵草。昆仑山上暖和的日子有数几天，你看这草，地面刚一解冻，它就急急忙忙钻出来，连叶子也顾不得长，就抽苔，蹿个三寸四寸，赶快开花、结籽，等到下第一次霜，它倒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老惠在草跟前发狠地说：‘你不过是一棵柔弱的草，你还能在高原上扎下根，开花结籽。我堂堂的共产党员，难道不如你！’后来他就拔下这棵草，像捧着宝贝似的回到帐篷里，跟大伙开了个会，大家都像发誓似的说：‘不信我们不如这棵草，老惠。你把它挂在咱们头顶！’这些人硬凭着狠心把窑洞修成了，从此就留下了这句话……”
我听着，紧咬着牙齿，心里非常激动，问惠嫂：“那你就留下来了？”
“是啊，就这么留下了。姑娘，这公路上，最辛苦的就算司机了！好几回我见他们来，衣服外头一层冰盔冰甲，一走路冰碴乱响。我由不得赶快给他们找衣更换，赶快给他们做口热汤热水的。真是些钢捶铁打的小伙子们呀！”惠嫂看了看钟，吃惊地说：“嘿，看我这絮叨劲儿，都忘了你是病人！”
“好嫂子，你再给我说一说！”
“算啦，话还说得完？明天你还要走路呢！”惠嫂坐起来，给我披了披被子。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
想着想着，听见鸡叫了。我赶紧坐起来穿衣服，一看惠嫂不见了，大约是在我迷糊的时候出门了，我提着挂包走到院里，看见小刘在发动车。
“你来做什么？”小刘冷冰冰地问。
“走呀，我要到前面去！”
“算啦，你就在这住下吧，有顺车把你带回去！”
“这是什么话，我还不如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我有些生气地提高声音说。小刘听见这话一怔，用眼睛盯住我看了半天，渐渐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笑容，伸手打开车门……
这件事，在李婉丽头脑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所以她一口气对我讲了两三个钟点。
“那么，现在惠嫂还在那里吗？”我问。
“在啊，我来来往往总要在那里住一夜。有些新来的同志们，我总喜欢引他们到那里，听一听高原第一课。”
我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开头，现在，讲一讲你自己的事吧！”“嗳唷，我自己有什么好讲？”这位上海姑娘脸红了，“我们的事情非常简单，材料上不是都写有么！”
1960年（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