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叙事有时也可被人称为“序事”，即对事件的有目的与合理性的安排和释读。虽然这与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叙事意念不完全相同，但任何叙事活动都与“事”有关，叙事也是对事件关系的一种认知，这是不容否认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具体分析这一问题。《雷雨》中有一个情节：周冲从花园来到客厅，呼唤四凤未果，又从侧门走出了客厅，与此同时四凤从屏风后走出来。周冲寻找四凤，这是周冲的个人行为，它由一系列“所行的事”构成——周冲从花园走到客厅，一边走一边呼唤四凤的名字，并不时四处探望，如此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周冲在寻找四凤。可是，周冲寻找四凤找到没有呢？随着周冲走出客厅和四凤从屏风后走出来，说明四凤不想见他。周冲的行动与四凤的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仅靠他们各自的独立行动还无法表达更完整的叙事意图。只有把周冲的行动与四凤的行动链接到一起，才能在这两种行动的对话关系中把最终的叙事意图完整地呈现出来——因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不一定是四凤，还可能是周萍或蘩漪等什么人，如果那样的话，叙事意图表达就将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而与四凤不想见周冲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事与事的链接关系是叙事意图表达的主要依托，这是“序事”与叙事在中国古代可以通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体系中，“所行的事”就是指人的行动，人的行动都与“事”有直接关系。为了方便探讨，我们以“行事”的意念来指称“所行的事”。电影符号学家所探讨的影像符号的叙事意义，主要着眼于影像符号的词汇性意义怎样构成，行事意念探讨的是怎样“使用”这些“词汇”去表达更确实的叙事意图。虽然它们都以影像的姿态呈现，但探索意向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人物的行事活动关系而言，任何行事活动都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目的性。不管是周冲的行动还是四凤的行动，它们都属于一个行动主体的有目的、合理的行动。而周冲行动与四凤行动的链接也是有目的、合理的。只不过前者受必然性支配——一个人的行动目的可以由多种行为来表达，但只要参与到这一行动目的表达中来，就要与这一行动目的相符，与该行动目的不符的其他行为不能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而后者受可能性支配——周冲的行动与四凤的行动链接是可能的，除此之外，周冲行动与其他什么人的行动链接也是可能的。一般的戏剧、影视作品的叙事意义，都可以从这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分析，即人物本身的行动目的是什么，以及在不同人物行动关系中体现的叙事意图是什么。虽然它们都属于用行事的方式呈现叙事意图，但其叙事意图表达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看到：所谓必然性行事，大多是指每一个人为实现自身行动意图而展开的叙事行为；所谓可能性行事，大多是指为实现在不同人物行动链接中体现的叙事意图而展开的叙事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必然性行事主要是在为可能性行事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叙事意图主要是从可能性行事活动中被圈定、被最终确型的。
如果说在小说等用言语述说方式建构的叙事作品中，从人物行事关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视角去探视人物行事活动的叙事意义，有时还显得没有那么必要。因为叙述人可以“用自己的口吻”把叙事意图直接表述出来，可以把一部分描写的“事件”用“说明”的话语去直接叙述，因而为不同人物行事活动提供链接条件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那么，在戏剧、影视作品中，由于没有叙述人用自己的口吻直接表达叙事意图的话语条件，一切都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此时，“事件”构成的单元及其与整体事件的关系，就被放大、凸显了出来。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有些人物行事活动仅从叙事主题、叙事的最终意义表达上审视，可能没有什么必要；但从链接故事情节、让许多事“联系得上”的角度审视却不可或缺。有时恰恰是在二者的分立中，才让戏剧、影视活动充满了叙事的张力。
（摘编自袁国兴《论“行事”的叙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