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小说创作和欣赏的基本问题，学界一般用“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来定义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真实”首先是一种外在表现出来的形态，是受内在的情理逻辑支配的。生活真实是由符合现实生活的社会条件、价值观念、人物言行、事件发展等方面的人情事理来支配的，这些人情事理即是生活逻辑，是对生活形态及事理的提炼；艺术真实中蕴含的人情事理、所欲表达的精神价值与生活真实的内在情理有相似性，但并非现实生活的全然模仿或照搬，而是构建起一个自成体系的情节场域，有自己的表现目标与情理逻辑，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自足性，须对某些情节所描述的现象及情节组合做变通、挤压甚至背离处理，这就构成了艺术逻辑。
艺术逻辑的自足性决定了其与生活逻辑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吻合，即使有变通、挤压之处，也符合生活的情理，如常见的“无巧不成书”，就是对生活节奏及偶然与必然关系的提炼、压缩。二是兼得，艺术逻辑有变形，但从生活逻辑也可得到解释。如《红楼梦》中贾赦、贾珍都结姻小户穷家，邢、尤两家与贾府门第差异巨大，与一般生活情理不符，这样设计是为艺术上避免衍生四大家族之外的亲戚枝节，现实情理上可能也与邢夫人、尤氏都是续弦相关。三是矛盾，在一些人物关系复杂的小说中，为构成自足自洽的艺术体系，有时不可避免地与生活逻辑相冲突，从而给作品带来矛盾之处。这种情况下，按生活逻辑某些事应该发生或存在，应该或明或暗地写出来，但作者没有从生活逻辑给出暗示或进行描写，若从生活逻辑进行解释则有损于艺术逻辑。这是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关系中最值得重视和探究的情形。
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同时也能取得平衡，就小说内部而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场域效应。大部分小说情节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当读者进入艺术文本后，就产生了一种心理惯性：小说所写是符合生活情理的，由此对一些矛盾之处也不细察，连带认为是符合生活情理的。这种阅读心理实际上也为作者将与生活逻辑相矛盾的艺术逻辑“伪装”成一致性、统一性情节提供了便利。以贾赦为长子而别院另居而言，这涉及到礼制问题，而自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及林黛玉进贾府实地见闻起，礼制在书中频繁、多层次出现，而且一般都是符合现实生活的礼制要求的，这就让读者在总体上感觉书中所写礼制都符合现实一般规定，具有写实性，由此对贾赦不居荣府正房就不会特别留意并产生质疑。
二是动态建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逐步建立起对整体艺术逻辑的认知的，特别是采用层垒递进的情节时，读者会逐渐被引入艺术场域中，先接受的艺术逻辑成为后续接受的基础，从而一步步地接受了与生活逻辑不同的艺术逻辑，读者最终在心理上完成了对艺术逻辑的自我建构和认同。以贾赦居处而言，虽然冷子兴指出贾赦为荣府长子，但小说开头已将贾宝玉与神话连接，冷子兴也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贾宝玉，林黛玉进贾府又以与贾宝玉相见为重头戏，在读者心目中，贾宝玉之于贾府的核心地位已然确立，故写到贾政、王夫人居于正房，读者在心理上就觉得应该如此，况且后文依然在不断强化贾宝玉的核心地位，加之元春封妃，贾政一支在荣国府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居于正房似乎就是合理正当的。
三是情感强化。强烈的情感共鸣能使读者专注于艺术自身的体系，忽略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矛盾。就人的心理而言，强烈的情感会冲击理性的分析思考。事实上，作者对艺术逻辑的特意变通甚至扭曲，往往出于超越生活化的写作目的及表达更强烈的情感，故艺术逻辑的矛盾与情感表达是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以林黛玉的处境而言，经过多层次渲染，她瘦泪病愁、聪慧多才、诗意生活的形象引发读者深厚的同情和赞赏，既有情节已经提供、满足了读者心目中所希望的情感化、审美化的人物形象，从接受角度就没必要再去推究家族财产等生活化的问题。
小说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矛盾而又平衡的外在因素，则与中国艺术传统有关。中国艺术精神在于写意传神，强调生活与艺术的融合互动，不似西方在主客二分文化背景下，自古希腊便强调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主张镜子般地反映生活，由此奠定了写实传统。中国古代小说在写意背景下，不仅要“以文运事”，将生活事理按艺术要求进行组合，更进一步要做到“因文生事”，为了艺术需求而主动虚构故事，这就使得艺术逻辑而非生活逻辑成为作家考量的首要因素，读者也更容易接受艺术逻辑对生活逻辑的变形改造。《红楼梦》“真事隐去”的思路，使作者很多时候并不着眼于具体细节方面生活现象和人情物理的真实，写作更为空灵而不滞实，更容易突破生活逻辑而走向艺术逻辑。在结构上，《红楼梦》更接近生活原生态式的“散漫”，情节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紧密的前后、因果等逻辑关联，也为按艺术逻辑构建超越性的情节人物提供了便利。
（选自张平仁、孙旭《矛盾与平衡：〈红楼梦〉中的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