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诗”是一种吟咏言志的文学题材与表现形式；“乐”除了具有当代音乐之义，还是乐、诗、舞的统称。正如郭沫若所言：“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都可以涵盖。”可以说，“诗”和“乐”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但“乐”是“诗”的根本，起着主导作用，而“诗”依附于“乐”，是“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诗”“乐”与“礼”的关系十分密切，“礼”作为“诗”“乐”最初的载体，是“诗”“乐”的内在尺度。先秦儒家认为，声与言相结合产生诗乐，诗乐与言的结合为乐礼，由此实现了诗、礼、乐的统一。诗、礼、乐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追求的“和”。然而，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确立客观上推动了“诗”的普及与发展，也推进了“诗”的独立进程，从“诗乐结合”到“诗乐相分”、从“声言志”到“诗言志”都体现了“诗乐关系”的调整与发展。不过，在这一进程中，“礼”始终是“诗”“乐”的内在属性。
先秦时期，“乐以彰礼”是“乐”的本质特征，即通过发挥“乐”的社会政治功能，来维护和强化等级制度。西周初期，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建立完备的礼乐祭祀制度是稳定天下、巩固统治的头等要事。与此同时，“乐”常被西周统治阶层当作一种教育手段，通过在贵族子弟和少部分优秀百姓子弟的音乐教育中注入政治“韵味”，使其成为政权的附庸者。在周朝的教育中设有大学。在大学内，按东、西、南、北、中分别设有“成均”（习乐之处）、“上庠”（习书算之处）、“东序”（习射之处）、“瞽宗”（演礼之处）、“辟雍”，这些都与“乐”有着密切关系。至西周后期，时局动荡、礼崩乐坏，周宣王试图通过在制度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礼乐之尊”，恢复“天下大服”局面。由此可见，“乐”的本质特征在于以系统化的礼乐制度团结举国上下，充分彰显了“礼”的政治教化功能。
“乐主诗从”是先秦“诗”的内在本质，即“诗”源于“乐”，并多依附于“乐”而存在。首先，诗源乐名。先秦时期，即兴谣诗被看作“诗”的原始形式。至春秋时期，“诗”开始不再附属于乐舞而独立存在，并呈现“不歌而诵”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秦时期的许多乐篇失去了曲谱而仅剩乐名和文字，许多残存的乐名和文字可以在现今的《诗经》中查到。其次，谈乐及诗。先秦文化中，礼乐诗互为一体，因此谈乐及诗便在情理之中。《礼记·乐记》载：“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乐”的作用和性质，也就是认可了“乐”中之“诗”。“诗，言其志也”，再一次凸显了“诗”的特殊作用及其在“乐”中的地位。由此观之，“诗”从于“乐”，“乐以彰礼”，“礼”亦是“诗”的内在属性。
“功成作乐”是先秦乐论的经典原则。在现存文献中，《尚书》最早对“功成作乐”进行记述。《礼记》中也有类似思想。例如，“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这句话对王的权力做了界定，只有建功的王才能制定礼乐，强调“功”在“乐”中的地位，沿袭了先秦乐以歌功的传统。与此同时，在“乐”的创造中也突出了对功的肯定和褒扬，如《武》《大护》《大章》《大夏》《云门》等凸显了对先辈贤王丰功伟绩的歌颂。此外，“八佾舞”“六佾舞”“四佾舞”等更突出功的大小决定了所享受的“乐”的等级。因此，“乐”的价值范畴是对“功”的追求和认可，更是对“礼”的维护。
“诗言志”是先秦诗论的价值范畴，其本质是对“德”的强调和肯定。“诗以言志”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其含义是用诗来表达说话者的意图和志趣。传统文论认为“诗言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但没有指出“志”的具体内涵。春秋末期，孔子以“仁”“礼”为要旨，对“诗言志”进行了总结，得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论断。与此同时，孔子还向“诗以言志”注入新的内涵，如“事父”“事君”“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其中“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的全面总结和升华，其实质是对“德”的肯定和追求，强调在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中，要以德为先，这样才能实现“和”的效果。所以说，“德”始终是先秦诗论的本质所在和价值追求。
（摘编自李含《先秦诗论与乐论的同构及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