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幺姨的灿烂年华
贺捷生
我亲爱的幺姨，总是认为自己不会被时光打败的幺姨，万不得已，终于坐上轮椅了。这让我们两代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人，让104岁的她和84岁的我，多少有些伤感。生活那么漫长、那么灿烂，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幺姨，还以为她仍然是那个以18岁的花样年华嫁给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将军的女生呢。
幺姨是那个年代最时髦也最有文艺范儿的女生。她档案的第一栏写着，蹇先佛，1916年7月出生，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13岁那年听说当红军的二姐也就是我妈，嫁给了在湘西创建红军队伍的贺龙。15岁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34年12月26日，么姨记得清清楚楚，18岁的她郑重地走出家门，去找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加红军。父亲贺龙那天在临时司令部，忽然感到眼前一亮，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子站在面前。
幺姨说，司令官，我来参加红军，你不会不欢迎吧？父亲片刻的拘谨，被幺姨的爽朗驱散了。他故意说：“参加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个城里的洋学生，细皮嫩肉的，当红军能干啥？”幺姨顺着父亲卖的关子说，我一个正宗的艺术系的毕业生，能写会画，你打着灯笼都难找。父亲说，那是那是，我们还真缺你这样的人。想了想，他神情肃然地说，你得先与你二姐商量商量。
幺姨收敛笑容，认真地说，姐夫，二姐跟我谈过了，说了革命的艰难，说了参加红军要流血牺牲。她还告诉我大哥牺牲了。但我都想过了，二姐能吃的苦，我也能。
父亲说，那好，你当红军的事，我批准了。不过，话要说在前面，我虽然是你的姐夫，但也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今后遇上生生死死的事，你可不能躲。幺姨说，姐夫，你放心吧，我们蹇家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红二、六军团进驻慈利县城关镇时，父亲和萧克将军进城就去拜访在城东开染坊的我的外公蹇承宴。外公对他们说，蹇家怕是着了共产党的魔，先是大儿和二女当了红军，如今幺女和二儿也争着要跟你们走。我想好了，不阻拦他们。就是这次拜会，当年只有27岁的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将军与幺姨相遇相识，两人爱好相近，趣味相投。没多久，没有繁文缛节，他们在母亲和幺姨的故乡结婚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命令，踏上长征路。我在这年11月1日出生，么姨在贵州境内发现怀孕。在接下来的路上，被称为“红军姊妹花”的母亲和幺姨，一个背着越来越沉的我走，一个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
母亲姐妹俩在长征路上很少见面，1936年7月终于在甘孜住下来，母亲就背着我来到幺姨身边。幺姨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和采来的一大把野菜。见面时，母亲告诉幺姨，她们做卫生员的弟弟在翻越雪山时，因为跑前跑后照顾伤员，累死在雪山上，埋在雪谷里。
没等姐妹俩从悲伤中缓过劲来，传来了部队开拔的号角声。她们心知肚明，命令是她们的丈夫红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共同下达的，十万火急，即使幺姨随时会分娩也得出发。母亲背着我，搀着幺姨、坚定地向草原深处走去。
第一天走了大半天，四野茫茫。幺姨突然哎哟一声，羊水破了，疼得失声喊叫，蹲在地上起不来。母亲四处巡视一遍，看见路边有个只剩四堵颓败断墙的藏民放羊用过的土堡，忙把幺姨搀进去。没有器械，没有产床，也没有水，就让姨父铲来了一些草皮，垫在地上，铺上野营用的被褥，天当房，地当床。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婴，哭声响亮。姨父喜不自禁，给他取名萧堡生，草原上土堡里出生的意思。
休息了几个小时，继续上路。
第三天，幺姨刚被扶上马走了几步，就一头栽下来。恰巧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大姐路过，上前一看，说失血过多是原因，但主要还是饿的。说着，摘下身上装着大约有一斤大米的干粮袋，扔了过来。幺姨拼尽全身力气说，不行呀，李大姐，过草地，粮食是每个人的命啊！但李伯钊大姐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母亲和幺姨走出了草地，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幺姨与萧克将军的第二个孩子，还有第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书名叫《浴血罗霄》。
五年前，近百岁的幺姨粉碎性骨折，她拒绝保守治疗，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104岁的她虽然最终坐上了轮椅，但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她就是不想被命运打败。
（有删节）
文本二：
我近年写的是回忆和追溯性的散文。有人说我是唯一的，是独自在营造“红色意境”。我觉得这种说法没什么不好，我能够接受。但必须告诉人们，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有我没齿难忘地爱着和记住的那些人。真实和真情，是我最在乎的东西、最珍惜的东西。我把这种真实和真情，当作我写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重提这些历史，绝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
（选摘自贺捷生《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后记》和《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