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