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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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