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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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