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始终强调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忽视教育与生产力的密切关系。学校教育就只是为统治阶级培养、选拔人才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工具。在西方古代社会,由于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和干涉不同,学校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学校行政管理方面逐渐呈现多元化和自由化局面,整个时代或社会的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就可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而很好地与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为推动社会的前进服务。中国的学校教育始终把“明人伦”的道德教育放在核心地位,而其他教育都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可有可无。西方比较重视德、智、体、美和谐发展,因而学校的课程设置既有人文科学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知识;既有体育,又有美育。
——摘编自李小利《中西方古代教育差异》
材料二:1850年,蒸汽机的普及和“铁路大狂热”,标志着英国进入工业革命真正大飞跃的时代。迅速的都市化,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以及机械化代替手工劳动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英国教育体制必然要向国家干预以及法定的全国性教育体制转变。从此,政府进入英国教育领域。国家通过税收和拨款,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学校教育。1870年初等教育议案声称有150万6—12岁的孩子获得政府提供资金的学校教育,但这只是工人阶级子女的2/5。到了1880年,小学义务教育的实施,才改变了民众教育“欠缺”的状况。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个村庄,5—14岁儿童的上学率从1851年男孩的33%和女孩的42%,增长到1881年的73%和80%。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