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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雅典民主政治在两千多年前便达到惊人的深度与广度，可谓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但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斯多噶派，似乎都对雅典社会心怀不满。就“主权在民”而言，据学者估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时，雅典成年公民为4万人，其家属14万人，异邦人7万人，奴隶在15－40万之间。就其公民内部的民主来说，在伯里克利的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

材料二：梭伦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置坚盾，均衡两方，不允许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了苏格拉底讲述的寓言——“人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它及工商上加入了铁和铜。”大家都必须按照自身的金属成分划分等级、从事工作。“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分内的，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这条原则就是“正义”。在柏拉图这里，正义意味着各尽其性、各就其位。而在雅典城邦中，正义意味着一个城邦公民作出符合他的身份的贡献，也享受符合他的身份的荣誉；政治上的正义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德性进行义务与荣誉的分配。

——摘自《读雅典政治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