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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末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不断以明末的事情，来比附现实中文学家的“逸民气”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种以直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强烈感觉，始终没有消散。
心中存着这样一面古代的镜子，脑中又时时闪过历史循环的念头，鲁迅对现实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会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一首打油诗，编者又加上“五十自寿”的标题，引来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一连串和诗，一时间颇为热闹。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满，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措辞还相当激烈，闹得沸沸扬扬。“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一九三○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庆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整篇讲话，简直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赏那激进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所以，连向激进的青年表示奋斗的决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说“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并不自居为中军。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还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依旧是沿用十年前那个“中间物”的说法。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都还保持着这份清醒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节选自王晓明《鲁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