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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
巴金
我听人讲起过一位艺术家和狗的故事。艺术家的隔壁人家养了只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艺术家被人揪出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一条腿也给打断了。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才走开了。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它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小狗有一位瑞典旧主人，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1962年我们在广州过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包弟每天清早守在睡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包袱”，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这些天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我们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