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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2023-2024学年高中语文必修下册3.《鸿门宴》同步练习

作者UID:23249923
日期: 202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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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相比于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分餐制,中国人更习惯聚餐。其实,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的是分餐制。

《史记》所载的“鸿门宴”故事,就是分餐制的形式。刘邦一行登门拜会,项羽留刘邦等人吃饭,席间,项羽、范增、项伯、刘邦、张良等人分坐于不同方位,这正是分餐制的典型场景。如果他们几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吃饭,项庄也就不可能通过舞剑的方式去杀刘邦了,因为那样做项羽也会有危险。

不仅史书记载如此,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也证明是这样的。山东诸城出土的前凉“髡刑图”画像砖,体现了汉代人用餐的场景。图中官吏列坐,一人面前放置一份盛有食物的餐具。还有四川郫都区出土的“宴饮舞乐百戏”画像砖,图中有五个人席地而坐,一人面前摆有一案,众人分餐而食。

中国人早期实行分餐制,与家具的形制有关。中国一开始没有椅子、桌子这样的家具,人们通常席地而坐。将杯盘直接放在席子上既不卫生也不雅观,于是吃饭时通常还有一种食案,只是它比较低矮。在汉墓中出土过一幅《宴饮观舞图》壁画,表现的是人们就餐的场景,图中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小食案,这种小食案其实就是食盘的变形。颜师古在《急就章注》中解释:“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与食盘不同,这种小食案下面有足,便于放在席上。《后汉书》记载,隐士梁鸿从太学毕业后厌倦官场,还乡后娶孟光为妻,夫妻二人后转徙吴郡,靠帮工维持生计。梁鸿每次回来,“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孟光举的“案”,就是当时常见的小食案。

魏晋以后,各民族之间加快了交流与融合,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人们的服饰、家具和用餐器具有了许多革新,进而影响到用餐的形式。与汉人传统服饰不同,少数民族的“胡服”以袖窄、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而更适合活动,在用餐时不容易碰翻杯盘,也不容易沾上油污。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胡床”,类似于人们后来一直用的“马扎”,已经是一种高足坐具了。至少在东汉末年,“胡服”“胡床”等已经传到内地,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城中“贵戚皆竞为之”。

穿着越来越紧身的衣服,坐在更高、更舒服的椅子里,面前是高足的桌子,人们用餐时无疑会感到更舒服。这时,如果仍采取以前的那种分餐制形式,就需要在每个人面前放一张桌子,每个人坐一把椅子,不仅浪费家具,而且室内空间不足够大的话也难以摆开,于是人们逐渐聚拢到一张桌子上吃饭,分餐制向聚餐制悄悄转变。这种情形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室砖画《宴饮图》中,就有四个人并列坐在一个长方形大食案的一侧用餐的情景。到了唐代,聚餐制开始普及,在唐长安韦氏墓壁画《野宴图》中,正中间放着一张方形的桌子,食具全部放在这张桌子上,共有九名男子坐在各自凳子上分三面围着桌边聚餐。

由分餐制向聚餐制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除了服饰、家具、食器等方面革新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外,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魏晋以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儒家学说受到玄学等思想的挑战,传统的等级、礼制等观念有逐渐淡化的倾向,用餐形式更趋向实用化,其所承载的礼教色彩有所减弱,这也影响到社会习俗的变革。

(摘编自陈忠海《分餐制在中国古代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人的饮食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很长时间以来,围桌共食已成为普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符号。筷子是传统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符号,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会,许多人都习惯以彼此夹菜的方式表达情感。围桌共食中来回“穿梭”着筷子,这种场景虽然传递着情谊,但却极大增加了病菌传播的风险。

形成新兴的餐桌文化,离不开多方协作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要积极进行正面引导宣传。杭州建德市制作公筷公勺地方标准,并制作“前端金色、后端绿色,尾部标注有地域文化品牌”的公筷供全市使用,取得了良好成果。面对关系到公众卫生安全的“小事”,政府要拿出实际行动积极作为。再者是餐饮企业要成为分餐而食的推动者。根据《餐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各个餐饮企业要践行企业责任,在设施条件、服务规范、卫生条件等方面严格把关,为大众创造分餐饮食的基础设施条件,并引导人们养成正确的饮食观念。

多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多一份放心安心。公筷、公勺用起来,分餐进食搞起来,这些文明小节将为广大市民的健康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从自己做起,通过每个人的努力,让“公筷意识”深入人心,让“分餐进食”成为文明标配,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摘编自薛正文《公筷公勺分餐进食引领文明餐桌新“食”尚》)

材料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唾液是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除了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外,合餐很可能成为肝炎、伤寒、痢疾等多种疾病以及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媒介。数据显示,成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高达60%。倡导分餐制不但在疫情期间更安全、卫生,在平时也更符合健康生活的理念。

但传统观念较难改变、围餐更热闹、中餐适合合餐等是一些网民不愿分餐的主要原因。还有声音表示,推行家庭分餐制比推行聚会分餐制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更大。有建议指出,在疫情的影响下,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可以率先实行分餐制,社会上加大对分餐制的宣传力度,从服务到理念,提高公众对分餐制的接受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个人和家庭,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韩冰玉《浙江走进公筷新“食”代》)

选择题
填空题
情景默写
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①,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后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选自《韩非子·难三》,有删改)

材料二: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戏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

(选自《贞观政要·忠义》,有删改)

[注]①祛,袖口,文中指衣袖。

选择题组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 “(     )”,是乡土中国礼尚往来的朴素观念,在一些地方却异化成一种愈演愈烈的“人情礼”,发人深省。

人情味是甜的,弥足珍贵。 据记载,在南北朝诗人陆凯折梅花时,偶遇信使北去,于是托付他将花给远在陇山的友人范晔带去,留下了千古名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成就了一段人情往来的故事。今天,礼尚往来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方式,丧嫁娶、添丁增口、上梁搬家……寻常日子里的每一次起伏,亲朋好友都会相聚一堂。推杯换盏中,品味的不是酒肉,而是难以(   )的人情。

然而,人情债却是苦的、咸的、辣的、怪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我们的乡土社会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人们习惯以“我”为中心,涟漪般一圈一圈,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而变味的人情交往,使这种“人情旋涡”越旋越大、越旋越快。“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一边渴望人间温情,一边抱怨人情寡淡,这样的现象恰恰在呼唤人情味的回归。

要有人情味,别背人情债,关键就是在传统礼俗和(   )间划出一条线,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鲜明导向,反对天价人情、天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化俗不易,贵在因民。”让人情债失去市场,才能让人情味重新回归。让我们走出人情的围城,摆脱人情债的束缚,在新时代的风尚中健步如飞。

(选自盛玉雷《要有人情味,别背人情债》,2018年01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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