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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