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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的姓氏产生于什么时候？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人们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成互相区别的族号，这个族号就是“姓”。“氏”的产生比姓要晚一些。这是因为同一母系血统的氏族子孙繁衍，人口增加，同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居住和生活，每个支族都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支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一个氏族分成多少个支族，就有多少个氏。因此可以说，姓代表母系血统，氏代表氏族分支；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姓区别血统，氏区别子孙。这就是姓与氏在最初阶段的根本区别。
进入夏、商、周三代，姓、氏的功能除了保留那些原有的区别以外，又带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者赐封而来的。这时的氏已经是贵族地位的标志，贵者有氏，贱者无氏。如果封邑、官职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氏也就会跟着变化。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子称氏以别责贱”。另外，夏、商、周三代，严格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因此，女子在出嫁时都要用姓标明血统，而在姓之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等排行，如孟姜、仲姜，孟姬、仲姬等。周代的晋、鲁两国不能通婚，因为都姓姬；但秦、晋两国却可世代通婚，因为秦国姓赢。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女子称娃以别婚姻”。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合一，统称为姓。
姓氏的来源相当复杂。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姒、姬、姜等，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花、叶、谷、林、金、石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宋、司马、王、公孙等，由于古代封爵官职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东方、西门、东郭、南、陶卜等；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夏、商、康等；还有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的避讳赐姓，因战乱人祸避难而改姓，因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讹而改姓等。当然，兼容并包的华夏文化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也直接导致大量胡姓汉化与部分汉姓胡化。凡此种种，使中国姓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致世系难辨，脉络难清。
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很讲究命名，而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周朝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许多规定。如《左传》所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汉代是中华大一统帝国的初始阶段，国力强盛，安国、奉汉、勇、超、雄等名字，张扬的是汉代人雄浑阔大的气势、蓬勃向上的精神。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到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清高风气的影响，人们取名喜欢“之”字，如王羲之、顾恺之、裴松之等。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为“名字”。由于古人注重礼仪，因此称名称字大有讲究。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而字则用于下对上、少对长或对他人尊称，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从历代的取字情况看，名与字有密切关系，古人称为“名之与字，义相比附”。这“义相比附”正是取字的一条原则。
名与字的关系大约有这样几种。一是名与字意义相同。如楚人屈原，本名平，原是字，平与原同义。二是名与字的意义相关。如三国赵云字子龙，古人认为“云从龙，风从虎”，云与龙因此相关。三是名与字意义相反。如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此外，还有以盂（伯）、仲、叔、季排行为字或取于古语、成语等情况。
（取材于程裕祯的《中国文化要略》）
（材料二）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郡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表示在某个区域内某个姓氏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名门大族。
汉魏以来，盛行门阀制度，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待遇。李唐王朝编修姓氏的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当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朝中最为显赫的官位只能由有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竞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隋唐时代，科举盛行，寒门庶族大量进入统治阶层，但门第观念依然流行。李姓以陇西为贵，崔姓以博陵为贵，卢姓以范阳为贵，郑姓以荥阳为贵，王姓则以太原为贵。五姓之外，还有河东裴、薛二姓，与五姓并称“门阀七大家”。唐代的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员大都出身于这些高门。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仍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十分盛行。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竞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
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